曾任赵紫阳的秘书和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的鲍彤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如此分析刁恶畜的施政思路：在政治上，刁恶畜要加强裆中央的集权，要把流失到地方的权力收归裆中央，改变此前“政令不出终烂海”的局面。在文化上，刁恶畜要加强对文化的控制，包括对文化、思想、教育和舆论的控制。对整个社会，刁恶畜要加强党对社会的治理，也就是说要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权威。
而在经济上，刁恶畜当然不希望回到毛时代的计划经济。首先，他不可能说服全体中国人再一次过那时的穷日子；其次，如果中国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就无法支撑他在国际上争霸的野心。所以，刁恶畜希望中国的经济奇迹继续保持下去，希望在一党领导之下来造成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如鲍彤所说：“这个市场是自由的，但这个市场一定要服从党的领导。”
我非常赞同鲍彤的这番分析。在我看来，刁恶畜心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文革梦”。这里的“文革”，是狭义上的“文革”——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就只是一场局限在文化领域的“革命”，而不对经济领域伤筋动骨。换言之，在经济领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权贵资本主义原封不动；而在文化领域，一定要夺回八九以后失去的“笔杆子”，来一场全民大洗脑。多年前，我曾经批评余秋雨是文革余孽，在中国文坛引发一场反思风暴。如今，我更意识到，余秋雨其实算不上文革余孽，真正的文革余孽是刁恶畜。
焦裕禄是刁恶畜的救命稻草吗？
刁恶畜视察河南，过包公祠而不入，因为他不敢像包拯那样拿自己那坐拥亿万财富的姐姐、姐夫开铡；他偏偏去毛恶畜时代塑造的“好干部”焦裕禄的纪念馆，接见焦裕禄的子女，并跟基层干部“深情”回忆说，“学习焦裕禄时我上初中，当时政治课老师读报，读着读着便哽咽了，听着听着我们也流泪了”。此后，在给两百名县委书记上课时，他再度要求这些“土皇帝”们向焦裕禄学习。
刁恶畜的眼泪跟温家宝一样多，温家宝得把影帝的金像奖让给刁恶畜了。毛恶畜时代，少年刁恶畜无家可归时的眼泪，可能是真的；可是，在无官不贪的今天，刁恶畜想让共畜的党员干部学习焦裕禄的两袖清风，为焦裕禄的故事而落泪，无异于缘木求鱼。
“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于国际媒体上报道的共畜太子党在海外储藏巨额财富的消息（也包括习家在内），刁恶畜不作解释和澄清，甚至下令将数百名呼吁官员公布财产的民间人士抓捕入狱，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既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家人个个鲜衣怒马、富可敌国，又岂能让基层官员心甘情愿地啃红薯？
焦裕禄纵有通天的本领，从坟墓中起死回生，也救不了腐败透顶的党国。那么，刁恶畜为何还要如此卖力地号召大家学习焦裕禄呢？用作家冉云飞的说法，这是一种比傻的制度和文化的体现。“有人号召你学雷锋，他从来没学过，你知道这个是假的，但你要装着学，因为不装，利益会被剥夺。有人要你学焦裕禄，你知道这个完全没有用处，纯粹是道德表演，可是你还是要翩翩起舞。总统是靠不住的，必须靠良善之制度，而不系于充满讳饰的道德表演。”刁恶畜大概不会愚蠢到以为大小官吏真的去学焦裕禄，他只是借此观察奴才们对他究竟有多么忠心；即便不是真的忠心，至少也要一起全身心地入戏。
刁恶畜口头上倡导焦裕禄的劳模事迹，骨子里却学的是雍正皇帝的雷霆手段。雍正继位后，杀贪官，打老虎，批阅奏折，不舍昼夜，设置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也算是雷厉风行。刁恶畜的一系列作为与之何其相似。难怪吹捧雍正、热爱专制的历史小说家、全国人大代表二月河表示，中国有需要像雍正那样的铁腕人物来匡正时弊，使中国能够沿着“中国梦”这个健康大道向前迈进。“有人说习像雍正，我对这种说法不表异议。”
雍正皇帝解决不了专制体制内在的毁灭机制，刁恶畜学毛恶畜炮制“精神原子弹”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有一个笑话说得好：诸葛亮临终前，交给阿斗一个锦囊，嘱咐他在危难时打开。不久，曹军大兵压境，阿斗打开锦囊，取出四张画像，是刘关张和诸葛亮的。还有封信，两个字：“挂了！”阿斗顿悟，命人将画像挂在军营，以为天天焚香叩拜就能克敌制胜。谁知敌人势如破竹，蜀汉灭亡。阿斗被俘后，向司马懿提起此事，询问为什么丞相的锦囊妙计没有发挥作用。司马懿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对他说：“诸葛军师的意思是，他们四人全挂了，都没保住社稷，何况你这蠢货。”
从刘阿斗到习阿斗，中国的历史循环往复无穷尽。
戚本禹为何赞扬刁恶畜？
刁恶畜在意识形态上急遽左转，薄熙来倒台后一度受挫的左派再度喜出望外，就连一些闭关修炼的毛朝旧人也蠢蠢欲动。前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接受香港《明报》采访时，表扬刁恶畜反贪反腐，呼吁刁恶畜“好好学习毛恶畜，重走毛恶畜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八十三岁的文革余孽戚本禹，早已隐身在历史幽深的隧道中，中国的年轻一代没有几个人知道他那拗口的名字。不过，当年他可曾经炙手可热、呼风唤雨。一九六六年文革潮起，因受毛恶畜赏识，戚本禹先后出任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共畜裆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等要职。作为文革导火索的《五一六通知》，戚本禹是起草人之一。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他宣布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是大毒草，并致遇罗克于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被宣判死刑。
爬得越高，跌得越快。共畜高层斗争瞬息万变，当文革极左派挑战军方受挫后，毛恶畜立即将戚本禹抛出来作替罪羊，亲笔批示戚本禹为“坏人”和“小爬虫”。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戚本禹被裆中央宣布“请假检讨”，直接被送进秦城监狱。在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而被关押十二年后，才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依法逮捕”。三年后，他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对毛恶畜而言，戚本禹是一张用完就丢掉的厕纸，对其可谓无情无义；而对于戚本禹而言，毛恶畜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帝，永远要五体投地、山呼万岁。这就是最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对于十八年的大牢生涯，他无怨无悔；对于害死遇罗克等反对文革的先知的恶行，他更是没有丝毫愧疚之心。
跌入尘埃三十多年后，戚本禹再次开口议政。除了炫耀当年曾向习仲勋汇报工作之外，更是称赞刁恶畜可能为成为“毛恶畜第二”。戚本禹说，刁恶畜学毛恶畜著作是下了工夫的，“他随口就能背诵毛恶畜的名言，如果不好好学，是不可能这么背的”，“刁恶畜如果真能把中国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扭转到社会主义道路上，那他就是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就会成为毛恶畜苦心营求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他是毛恶畜第二”。
而以民间左派领袖自居的张宏良则透露，早在刁恶畜上台之前，戚本禹就在一个左派聚集的场合，“指着在场的几个同志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支持张宏良，张宏良的任务就是支持刁恶畜顺利上位。目前对于左派来说，支持刁恶畜顺利上位是头等大事，只要刁恶畜能够顺利上位，就是左派最大胜利。”
对于刁恶畜的本质，左派看得比右派清楚。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民间自由派“公知”对刁恶畜抱有无限期待，认为其集权的目的是为了改革，没有权力，如何改革？但是，经历了共畜残酷的党内斗争的戚本禹，早已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看出了刁恶畜的梦想是做毛恶畜第二。
刁恶畜为何出席邓力群的葬礼？
据中国官媒报道，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七日上午九时许，刁恶畜、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邓力群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邓力群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这是刁恶畜上台之后，罕见的一次率领全体政治局常委出席一名前高官的遗体告别式。按照共畜的惯例，全体政治局常委必然出席的遗体告别仪式，一般是前政治局常委的遗体告别仪式。以邓力群的级别而论，他的最高官职是裆中央书记处书记，离常委这个核心圈子尚有一定距离。虽然邓力群有意在保守派元老的支持下谋求总书记的职位，却在十三大上的第一次差额选举中落选裆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常委，不光彩地退出政治舞台。所以，刁恶畜等七常委根本不必出席邓力群的遗体告别仪式。不必出席而又出席了，这就释放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因为在共畜的政治文化中，即便是生老病死都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刁恶畜借着对邓力群的“破格垂青”，显示他对邓力群一生坚持的左派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支持。
美国学者傅高义将邓力群视为邓恶畜时代的十五个关键人物之一，“他并非共畜的最高一级官员，但他的影响力却大大超过他的职位”。邓力群长期主管着来自从裆中央书记处到最高领导人重要的、一天两期的情况简报，还帮助起草过邓恶畜的很多讲话。他无惧于表明自己的观点，精通理论，只要他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连邓恶畜都说他是一头倔强的“湖南骡子”。
傅高义指出，由于有强大的保守派的支持，邓力群不但敢于攻击知识分子，甚至敢于批评胡耀邦总书记。他充当着那些认为胡耀邦允许过多的自由、没有尽力维护党的权威的保守派老干部的代言人。他大力提倡维护党纪的重要性，在攻击对党有批判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时从不手软。倡导自由的知识分子认为，邓力群在鼓动老干部毫无必要地压制自由时，发挥了很不好的作用。在阴险的康生死后，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官员最痛恨的人便是邓力群。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邓力群对政敌赵紫阳的下台欢欣鼓舞，他以共产党的先知自诩，在讲话中说：“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受到冷落，甚至遭到歪曲、侮辱和攻击，我们卸下了自己的思想武器。”然而，邓恶畜虽然残酷镇压了学生运动，却不能容忍中国的经济出现大幅倒退，以及对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全盘否定。一九九二年，邓恶畜发表“南巡讲话”，号召在经济领域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力群东山再起的希望随之破灭。
邓力群死掉后，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貌似公允地发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评论，对其颇多肯定。比如，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微博上说：“他起码有一套自己的理念，而且对这种理念是坚信的。”孙立平等人似乎忘记了邓力群在八十年代是如何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的。邓力群未必坚信他的左派理念，他的人品也极坏。早在延安整风期间，李锐被关，邓力群与李锐的妻子范元甄通奸，曾被邓的妻子撞见，李锐在被释后夫妻离婚。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邓力群在退休后撰写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他在中宣部部长任上封杀了许多书籍，没想到自己的书也不被允许出版。他曾攻击香港是资本主义世界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基地”，却将这本书稿送到香港出版。对于此书的内容，自由派记者高瑜指出，邓力群空前绝后美化自己、丑化胡耀邦和赵紫阳，缺乏基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有句名言“卷旗不缴枪”，被认为是对改革开放的经典概括。这个立场比起邓力群死硬的毛主义来退缩了一大步。政治评论家胡平认为，卷旗不缴枪，就是耍流氓。共产党知道共产搞错了，把共产那一套收起来，但还是要坚持共产党专政，这不是耍流氓是什么？以此而论，邓家父子，都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文人。
邓力群在江贼民恶畜和胡锦涛时代备受冷落，却未料到死后享受了刁恶畜的推崇。刁恶畜向邓力群的遗体致意，也是暗示身边的智囊文胆：你们要向邓力群学习。刁恶畜要成为毛恶畜加普京式的政治强人，身边当然需要不止一个像邓力群这样忠心耿耿、又能妙笔生花的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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