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評《三民主義》
研議：民主女神團隊
鑒評：民主女神團隊 - 政治研究小組
時間：民國112年，西元2023年10月28日
序言：稽考三民主義思想之歷史淵源，該理念雛形由國父孫中山醞釀于1896年10月至1897年6月的滯英期間，后創生于1904年。而孫先生首次公開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時間為1905年11月26日，系于《民報<發刊詞>》，篇幅簡短，(詳見附件1)。該刊系由同盟會于1905年6月3日在日本東京所創。
1920年，即民國8年期間，孫先生親筆撰著之《三民主義》原稿，(詳見附件2)。全文累計約7085字，(無標點)，闡證翔實，研精鉤深，崇論閎議，系統性纂述民族、民權、民生三項主義其篤深奧義，尚未刊布，卻不幸于抗戰期間，被日寇劫掠藏歸至東瀛，后經郭鎮華志士歷險收回，并邀史學家徐文珊斷句整理成冊，(詳見附件3)。
1924年，即民國13年，于1月至8月期間，孫先生曾在廣東高等師范學校作過16場演講。該講稿由黃昌谷現場記錄，鄒魯讀校，最后呈與孫先生親筆修改，匯編成《三民主義》一書，爾后以通行本刊發。該講義全文約17.56萬字，從核心理念的誕生，并隨著國民革命的推進，以及中國時局的變化而有所增補。
聊作推析。民國8年，經由孫先生著述之原稿，全文7085字。而于5年之后，即民國13年，便已增補16.8萬余字，足足擴充了近24倍，相差懸殊，未免繁冗。對比前后著述便不難發現，該講演內容是對原著思想的釋義性表達，深入淺出且通俗易懂，應是結合時下體悟，即興作敘。盡管其間三民主義思想一以貫之，能夠充分反映其政治主張，然則亦有美中不足。該講義輕涉些許誤區，而致表述失當。蓋因其國務繁忙，日理萬機，未及深思細品，尚可原宥。誠所謂人非圣賢，孰能無惑。雖有微瑕，亦不掩瑜。是以詮評如下。
1、置論民族主義
首先，毫不夸張地說，挽救中華民族命運之第一人，非孫中山莫屬。且參考重要歷史背景。孫中山生卒年月：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享年59歲。時值清朝末期，皇權專制頹勢凸顯，國家內憂外患，積貧積弱。加之國際局勢動蕩不安，列強環伺，虎視眈眈，歐、亞、美洲各帝國殖民主義者野心勃勃，企圖以所謂共管的名義，來瓜分和并吞中國，中華民族存亡之命運空前危殆，深陷于風雨飄搖之中。
中國那一段飽受屈辱的近代史，聞之五內俱焚，令人痛心疾首。其中一個重要誘導因素，便是自1787年英國開始主動對華貿易以來，中國以傳統工商產業占據貿易優勢，白銀源源流入。而英國則表現疲軟，貿易逆差明顯，赤字高達30%以上，(參見列表)。
為扭轉這一不利局面，英國特許具有政府及軍方強硬后臺的不列顛東印度公司，開始向中國大量傾銷鴉片，那可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頓時鴉片販售量較此前便陡增十倍以上，源源不絕的鴉片很快就猶如洪水猛獸一般，飄洋過海席卷而來，在中國制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股吸毒難民潮，癮君子(被貶辱曰“東亞病夫”)迅速遍及大江南北、窮鄉僻壤，乃至老少婦孺也難逃厄運，吸毒者無不形容枯槁，骨瘦如柴，病入膏肓，行將就木。普天之下滿目瘡痍，百業凋敝。英帝國殖民集團傾銷鴉片毒害民族同胞，狼子野心滅絕人性，其用意之歹毒，惡果之嚴重，災難之深重，實在罄竹難書。中國百姓無不對此恨之入骨，深惡痛絕。起初清政府雖再三明令禁煙，卻一直收效甚微，當泛濫成災之后，不得已才開始收繳并鎮壓鴉片貿易。英國為保護其不容侵犯的鴉片售賣利益，決議出兵干預，遂于1840年爆發了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對華“鴉片戰爭”，后以清廷失敗而告終，只得割地賠款求和，并于1842年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英帝國殖民統治者憑借其船堅炮利進行仗劍經商，名義上虛偽無恥地標榜為平等商貿，自由互惠，實則為搜刮中華民族億兆蒼生的血汗錢財，和啃噬勞苦大眾的血肉之軀而來。中國近代的屈辱史也便由此拉開帷幕，一場不見硝煙的對華毒品戰和經濟戰，從此愈演愈烈。彼時為反抗西方殖民主義者的經貿侵略，一些民間組織也曾爆發過多起抵御外侮的抗爭運動，卻接連遭到腐敗朝廷的血腥彈壓，也都猶如曇花一現轉瞬即逝，這反倒助長了帝國殖民者們更加瘋狂的侵略野心，直接促使八國聯軍于1900年6月10日～8月14日，肆無忌憚地入侵我中華大地，結局又是以清廷慘敗求和而告終，無奈之下只得無條件簽訂一大堆喪權辱國的極不平等條約，其中尤以滿族煽動割地賠款、賣國求榮為最，以求茍延殘喘。
彼時孫中山等有識之士深感清廷的腐敗無能和奴顏婢膝，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必然亡國滅種。為挽救中華民族于危難，拯救苦難同胞于水火，便毅然決然于1905年正式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踐行民族主義政治綱領，以民族主義思想匯集革命志士，用民族主義精神凝聚天下人心，以推覆滿清為目標，以光復民族為己任。革命力量在經過6年積蓄之后，于1911年10月10日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運動。滿清王朝在內憂外患的交相煎迫之下，終于一朝覆滅，中華民國由此誕生！
辛亥革命的重大意義在于：它一舉終結了在中國延續長達兩千余年的君主制度，從而一大步就順利走向了民主共和，實現了所有民族的空前融合，開創了亞洲共和之歷史先河。與此同時，還順便一舉粉碎了帝國主義列強共管與瓜分大中華的罪惡企圖，使中華民族從此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結束了民族同胞逆來順受、忍辱含垢，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備受列強壓迫和欺凌的近代屈辱史。
孫先生所提倡民族主義其高妙精絕之處在于：用最具同化力、最具感召力、最具親和力、最具包容性、最具認同度的、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與各民族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發揚光大我中華民族。并認為，“吾絕對相信我中華民族不久必能駕美迭歐，而為世界之冠。”這是其遠大理想和長遠戰略的輝煌成就，必將彪炳日月，光耀千秋。
如今看來，該民族主義思想，無疑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正義性、正當性和先進性。其所蘊涵著的深厚人文理念，適用于世界各民族，是確保人類和平與民族永續的必經之途。用此文明的、自由的、良善的、高尚的、博愛的民族主義理念武裝民族同胞，用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凝聚廣大人心，方可平夷四海，永享安寧。這也正是當下世界主流文明的最大共識和發展趨勢。
孫中山認為，推究中國的文化發展史，要比歐洲早幾千年。歐洲文化的繁榮時代是古希臘和古羅馬，到了羅馬才最興盛。鼎盛的羅馬時代不過與中國歷史上的漢朝處于同一時期。上溯至漢朝時期，中國便不主張對外侵略，仗勢霸凌弱小，劫掠外族棲身之所。那時中國的政治思想就已經高度文明，言官學士們大都極力反對帝國主義野心，其中一篇著名文章《棄珠崖議》，明確提出反對中國去周邊擴充領土，不可與南方蠻夷爭地。可見中國的和平思想早在漢朝時期，就已經得到充分發展，足以證明中華文化的先進性。而反觀兩千多年后的近現代，英俄帝國主義、德國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等，那些狹隘、排他、利己的邪惡民族主義逆流，竟然肆無忌憚地侵略他國，這無疑是人類文明的禍害跟災難。
2、置論民權主義
孙孫中山認為，追溯中國主張民權之歷史，上可至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春秋時期的孔子，和公元前372～前289年戰國時期的孟子。即使在公元前2357年～前2255年這樣更為久遠的堯舜禹時期，雖然名義上是君權政治，但實際上是行民權，天下應為賢能者居之，以繼禪讓位。是故孔孟總是信仰他們，曰“言必稱堯舜”。孔子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千古箴言，亦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博愛情懷。孔子主張“為政以德、施政以仁”，以禮治國，化育萬民，而歸于大同；孟子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民本思想，亦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兼愛操守。然其不過一隙之明，終無力挽狂流之勢。究其個中緣由，僅提倡而無踐行，無異于紙上談兵，影響甚渺，收效甚微。
而西方的民權史，有兩個歷史轉折點。它首先源自1689年～1755年的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于1748年所著《論法的精神》，(詳見附件4)。其核心思想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孟德斯鳩提出了一條著名論斷：“任何有權力的人都會濫用權力，這是一條亙古不變的鐵律。任何權力都不能被集中在一個人或一個機構手中。無論何種政體，一切權力都可能被濫用。唯有用制度去制衡權力，方才有效。”鑒于此，他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種，并將其賦予不同的權力機構。用制度結構來限制政府權力，其目的是為了保障社會公民的基本權益，(即民權)；隨后于1712年～1778年時期的法國啟蒙哲學家盧梭，在孟德斯鳩“三權分立”政權架構基礎之上，亦于1762年著述《民約論》，(詳見附件5)，開始提倡民權思想，包括自由、平等、人權等天賦權利。
孫中山認為，歐美人大都驕傲地以自我為中心，對中國歷史和文化一竅不通，狂妄地視中國人為野蠻人，故而只要中國人講民權，他們便嗤之以鼻，極不贊成，認為中國人不配講民權。他們哪里知道，西方的民權史，頂多也就200余年的歷史。而中國的民權歷史，如果從堯舜時代算起，距今已有4300年的歷史；如果從春秋時代算起，距今已有2500年的歷史。可見西方的民權史，至少已經落后中國2300年至4100年時間。但他們反而卻嘲笑說中國人不配享有民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法國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名詞。它是民權的靈魂。自由平等博愛都是社會化的產物，是針對廣大社會群體的倡導，它實際上是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總括起來對于全社會而言就是民權的體現。無自由的民權是難以想象的；同理，不平等的民權也就不成其為民權；一個沒有博愛的社會，相互間自私自利，你爭我奪，爾虞我詐，弱肉強食，一盤散沙，再講大眾的社會化權益，(即民權)，也就失去了意義。而自由、平等和博愛正是民權的基石，相互間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因此談民權就是提倡自由、平等和博愛。
直擊美國三權憲法之弊：孫中山認為，保障民權的一個最重要的議題，就是建立一套先進的憲政制度，他將之稱其為“五權憲法”，即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和彈劾權(或稱監察權)，由此構成了一個相對完善的憲政制度框架。孫先生解義曰：“人民而有此五大權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駕馭官吏，防范官吏，然后始得稱為一國之主，而無愧色也。”此語微言大義，高瞻遠矚。對比業已走向民主憲政近148年的美國，其三權憲法的理論劣勢日益浮現，然則五權憲法可從制度結構的根本層面完全規避其因理論缺陷而導致的執政亂象。
美國國會只是個代議機構，大眾擁有的民權很有限，只能選出自己的代表，甚至女子都無權參與普通選舉，故將之稱為間接民權。美國大選有例行辯論的流程。而歷代總統的選舉風波，以及犬牙交錯的執政理念，和鬻矛譽盾的行政手段，皆出于此。中國先哲孔子有兩個著名觀點：“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和“巧言亂德”，強調空談無用，實干興邦。往往搖唇鼓舌、夸夸其談之流不一定是業內專家，甚至可能是外行，多不務實。巧言令色之人往往善于文過飾非、翻云覆雨，但他們卻容易博得多數民眾的好感和認可，畢竟陽春白雪和者必寡，而論其道德修養則不見得有多高尚。可見只是通過辯論的形式選舉領袖，依靠耍嘴皮和打嘴炮來一決勝負，會十分的不靠譜。
而五權憲法則是在此基礎上給予改進和完善，我們要實行直接民權，要讓主權在民的思想一步到位，選舉或表達時不必再找中間人。我們要選舉出富有真知灼見的從政專家，要實行專家治國，杜絕外行在僭忝大位之后進行瞎指揮，這不僅有損國格，還會削弱人民對政府的信心，而致公信力流失。因此，通過考試來衡量、審核其專業素養，和通過監察來考量其道德水準跟職業素質，便必不可少。
五權憲法迄今已經創制100余年歷史。再對比當下的世界民主燈塔之美國，其選舉風云變幻莫測，波譎云詭，亂象紛呈，甚至連一些非正常手段都在大行其道，亦有利用時代傳媒誤導輿論，把民眾當猴耍，黨派之間儼然已經把選舉作為了明爭暗斗的校場，和生死對決的戰場，為上位而不擇手段，這不僅使美國憲法蒙塵，更加令全美人民蒙羞，民眾雖怨聲載道卻又無可奈何。所謂的民主燈塔，已經淪為了世人的笑柄；所謂的主權在民，已經成為了一句空話；所謂的代議制度，已經代表不了民意。豈不悲哉！一場名存實亡的選舉，必然會產生一個濫竽充數的首腦。這就是不爭的現實，無可否認也不容抵賴。然則孫中山創制五權憲法，便在國家選舉之核心議題上，徹底杜絕了宵小之徒的乘虛而入。搖唇鼓舌之人即使善于舌燦蓮花，但只要是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之流，都將一律被拒之于門外，更甭談榮登大寶而正襟危坐了。一言以蔽：機會只提供給業內專家，大位只為賢能者而設。這就是五權憲法所蘊涵的“專家治國”理念，其先進性和優越性不言而喻。
民權主義思想的另一卓絕之處在于：孫中山擬定民權革命三部曲，曰“軍政、訓政、憲政”，
以達至真正落實主權在民的最終目標。即革命之初施行軍政，革命成功宜行訓政，革命之后推行憲政。后由遺志繼承者蔣中正厲行之。時值非常時期，須拒強倭于外，除匪患于內，尚能開創亞洲第一民主共和。此義高瞻遠矚，目光如炬，充分體現了民權主義實踐其過程設計的務實性、合理性和科學性，謂之智慮精純，曠世絕倫。
在踐行民權思想的過程中，孫先生對可能發生篡奪民權的行為給予了預判，并對其最終歸宿作出了斷定，曰“既不甘為諸葛亮、文天祥之鞠躬盡瘁，以事其主，又不肯為伊尹、周公之訓政，以輔其君，則其勢必至大者為王莽、曹操、袁世凱之僭奪，而小者則圖私害民，為國之賊也。此非民國所宜有，當歸於天然淘汰之列也。”
如今對比黃俄賊黨，前有勾結俄日出賣民族，后有挑起戰亂趁機篡政禍國，死忠馬列邪教強推罪惡共產，殘殺民族同胞近六億人，血債滔天罄竹難書，只為剝奪民權而復辟腐朽專制。可以斷言，踐踏民權的共產暴政絕對會被歷史所淘汰，黃俄賊黨必然會被送進墳墓，萬劫不復，從而歸于天然淘汰之列，永遠封禁于歷史的垃圾堆，遺臭萬年！遺臭萬年！
3、置論民生主義
孫中山認為，民生主義涵蓋社會生活、國民生計、人民生存和百姓生命四大板塊，它涉及到社會關系學、社會經濟學、社會進步學等方面的議題。我們革命者的奮斗目標，首先須讓民族獨立，方能振興民族，然后才能讓民族同胞擁有自由、平等之民權。但這僅僅只是起點。我們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是要改善人民生活環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共享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文明，但這一切都需要依靠民生主義方能得以實現。民生主義事關國計民生，是國家的頭等大事，也是我們革命者的奮斗目標和歷史使命。
在社會關系議題方面，孫中山認為這是一個復雜而深入的問題。馬列共產者推崇唯物論，盲目地認為物質是歷史的重心，這明顯是荒誕無稽的。社會關系的主體是人，而非物，人的思想、精神和感情與生俱來，并且不可剝奪，這是構成復雜社會關系的三大基本要素。因此，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說物質是歷史的重心，是人類社會的第一屬性，企圖用唯物論來解決社會問題，無疑是很荒謬的。
馬列共產者推崇階級戰爭和階級斗爭，認為只有消滅階級，社會才能進步。孫中山認為社會進步具有復雜性，它包含文化、科技和經濟等方面，與所謂的階級無關，絕不提倡用消滅階級的極端手段來解決社會矛盾，而實施宏觀政策調控，諸如采取政策傾斜、經濟調節、抑強扶弱等方案，可以有效對社會資源進行再分配，從而化解社會矛盾于無形。此外，健全的司法制度，亦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必要舉措。
孫中山認為，愚昧的馬列信仰者們所推崇的馬氏經濟學說“資本論”，違背了社會進步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破壞了社會秩序。馬氏認為“所有資本才是萬惡之源，只有實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才能打破舊制度建立新社會”的觀點，是經不起推敲的，是完全站不住腳的，而且簡單粗暴的階級革命運動，充滿了血腥和暴力，與山匪劫掠和謀財害命沒有區別，實不足取。
需要指出的是，孫中山著述之《三民主義》原稿，是于1920年成文，匯集了至少在長達30年的探索歷程中，對歐美近現代史的研究成果和翔實考察見聞，可以說是其畢生心血。而于1924年作敘的《三民主義》擴充版，(即演講稿)，短期之內文字便激增24倍之多，自然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失誤之處亦是在所難免。但令人遺憾的是，由于彼時相關資訊缺乏，致使產生了一些誤判，不啻為文中敗筆。
孫中山當時對馬氏共產主義的邪惡本質認識不足，錯誤地把民生主義和馬列社會主義、馬列共產主義三者等量齊觀，認為腐朽共產主義就是大同主義，就是孔孟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其雖然抵制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卻對邪惡的共產主義空洞口號懷有好感，這是欠考量的。然而見于其歷史背景，馬列共產狂魔的邪惡基因尚未惡性膨脹，匪共赤賊尚且被蘇俄豢養于襁褓之中，黃俄共產運動還處于萌芽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爆發，黃俄賣國賊還沒能成功勾結蘇俄和日本，共產信徒們的猙獰面目和邪惡本質還隱藏得很深，猶如惡魔的幽靈還在夜空游蕩，沒能成功附體于中華民族，故而缺乏相關資訊以作參考，導致表述失當。
但是，經仔細推敲便不難發現，孫中山所言“此主義”，絕非愚昧的馬列信徒們所頂禮膜拜的“彼主義”。其否定馬氏唯物論，否定馬氏資本論，否定馬氏階級革命，否定烏托邦主義，試問那還會是個什么主義呢？毋庸置疑，就只能是孔孟先賢所稱道的大同之治和均富理念。
如果誰還在百年之后拿孫中山“肯定并承認所謂的‘共產主義’”來大做文章，卻刻意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背景因素，那就一定是別有用心之人，和居心叵測之徒。對于孫中山當初存在認識上的偏差，需要公允而客觀地給予評價：瑕不掩瑜，不可厚非。
如今，經由中華民國倡導的“普世價值”理念，即自由、平等、公正、人權、民主、博愛等先進價值觀早已深入人心，受到了全球主流文明的廣泛認可和推崇，這便徹底彌補了不當表述某主義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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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發刊詞> - 《民報》
附件2：《三民主義》原稿，國父遺著未刊本 – 民主女神團隊 整編
附件3：《國父遺著未刊本之<三民主義>》– 徐文珊
附件4：《論法的精神》– 孟德斯鳩 1748
附件5：《社會契約論》– 盧梭 1762
民主女神團隊 研議
民主女神團隊-政治研究小組 鑒評
中華民國112年，西元2023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