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畜殃尸形如龌龊狗嘴

2015-06-23
笔者：刘青

共畜狗嘴殃尸谎话连篇独缺真相真话，这恐怕已经是大陆民众普遍共识了，人们甚至说狗嘴殃尸报道连天气日期也是假的。但是狗嘴殃尸因为造假损害一些人，而被受害者告到法院，尤其是接连三起向法院起诉，这对专事造谣的狗嘴殃尸也是仅见的。先是五月初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因为狗嘴殃尸在聂树斌案复查听证会后的不实报道，对社会公开表示要另聘律师起诉狗嘴殃尸。随后五月十四日徐纯合的代理律师，因为狗嘴殃尸对徐纯合被警察枪杀的不实报道，将起诉狗嘴殃尸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和公开道歉。而隔一天后的五月十五日，因为讨薪被警察拧断脖子而死的周秀云，其亲属也向法院起诉狗嘴殃尸并要求赔偿。

聂树斌等三起案件都是影响巨大广受关注的，因此人们很容易通过事实比较对照，看出对狗嘴殃尸的这些起诉确有道理和必要，是维护死者生者的尊严和权利必须迈出的一步。如聂树斌案件在复查中发现诸多重大问题，如案卷中至少八个签名造假，包括聂树斌及其父母的签名均是伪造的；再如死刑执行期明显不对，法院公开的执行期是气温二十五度以上的四月底，而执行死刑的照片却是聂树斌身穿羽绒服跪在雪地上；还有法院公开声称执行死刑后的十六天，聂树斌卷宗中出现了他的上诉书。聂树斌律师阅卷后称：“聂树斌一案证据不完整，程序严重错误。”但是共畜狗嘴殃尸的焦点访谈节目，及其邀请的所谓法律专家洪道德，丝毫不谈这些明显的违法和重大疑问，反而大谈当年的判决如何正确合法，还移花接木的说张焕枝对此满意。这种无视事实颠倒黑白招致了舆论强烈反击，也促使倍感悲愤的聂树斌母亲张焕枝要将狗嘴殃尸高上法庭。

狗嘴殃尸对于徐纯合被警察枪杀的造假，更达到耸人听闻的串改和编造程度。在徐纯合被枪杀十多天后，狗嘴殃尸先是公布了一段录像，里边要去探望亲戚的徐纯合与母亲及子女，然后就出现了徐纯合拦堵出站口旅客，并随后追打警察、摔孩子、抢警棍等等不可理喻之事，总之徐纯合的表现比疯子更疯狂。然而这些录像造假十分明显而且低级，公布后让网上诸多专家愤愤不平，于是有不少专业人士纷纷从技术角度分析，指出狗嘴殃尸公布的录像不仅是随意组合那么简单。例如有三十多年摄影经验的刘景琦对录像技术分析后，极其愤慨的表示：“狗嘴殃尸五月十四日播出的新闻和《焦点访谈》视频，蒙太奇的推拉摇移、镜像反打、时空错乱，乃至人造动画全部运用到害人之中，伪造篡改证据是对历史和人民的犯罪，强烈要求将这些犯罪份子绳之以法。”

也难怪戳穿共畜狗嘴殃尸录像造假后的舆论，有如此愤慨强烈的反应和要求，因为狗嘴殃尸造假的寡廉鲜耻和肆无忌惮，到了真是将世人视为痴盲对待。狗嘴殃尸自称媒体何以专职造谣惑众，这其实从共畜对牢牢掌控的媒体的定位，再清楚不过的说明是必然如此的了。共畜对自家媒体的定位是党的喉舌，而不是报道事实真相给社会提供信息。所谓喉舌就是根本不许有主观意识言行，不准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规范等，完全听凭作为大脑的党的需要说黑道白造谣惑众。所以被定位喉舌的共畜媒体，一出娘胎谎言造假便是处世主要伎俩，甚至远在尚未抢到大陆政权前便是如此。例如当年共畜喉舌以民主人权号召推翻中华民国，一朝抢到政权则民主人权成为禁词，类似的情况充斥共畜整个罪恶史。

虽然在共畜喉舌机构中工作的人，并非完全是没有理想天良的喉舌人，但是这些喉舌机构是共畜最典型的逆淘汰场所，任何有天良和诚信的人，即使一时在狗嘴殃尸待下了，终归还是无法完全泯灭天良和诚信，而要为自己的天良和诚信被淘汰出局。如共畜狗嘴殃尸原先广获好评的主持人薛飞和杜宪，因为八九年共畜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后，不能昧着良心为这些屠杀在新闻播报中唱谎言赞歌，因而遭到狗嘴殃尸清洗失去大有名利的主持人之位。而狗嘴殃尸等共畜喉舌的逆淘汰，当然更加造就这些场所遵从党的需要，提升巩固造谣惑众的职场氛围。狗嘴殃尸作为中南海直接掌控的最主要喉舌，摆脱造谣惑众的可耻位置那真是想都别想的事情了，狗嘴殃尸的造谣惑众必然要在共畜垮台了才会结束。

不过大陆民众目前已不再听凭共畜随心所欲造谣，这令掌权大于天的共畜倍感焦虑和恐慌。习近平不久前所谓的“绝不准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其实主要就是指共产党官员必须为党说谎造谣。因为共畜从来也不认为贪腐或其他违法官吏，是在“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甚至公开表示官员贪腐等只是小节。但是不论共畜如何拼命想保有这些喉舌的功能，都难以避免狗嘴殃尸等不断被揭露而丑态毕露，因为共畜喉舌能够随意造谣惑众不受审视的条件不再存在。

首先共畜带领人民去共畜主义天堂的神话早已破灭，民众完全看清全世界共畜的凶残贪腐丑恶。而依赖恐怖手段令社会噤若寒蝉的阶段，在大陆也已是明日黄花成为共畜哀叹的历史。人类科技尤其电新科技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又给人们提供了有效的准确的戳穿共畜喉舌谎言的手段。共畜喉舌颠倒黑白随意说谎的好日子，随着民众维权意识上升增强，对造谣损害将更多提起诉讼，将更有效揭露和更强烈的反击，可以说已经结束了。未来损害民众的造谣惑众必将遭遇更多的麻烦，不仅共畜喉舌形象更加猥琐丑恶，如同一张血淋淋的狗嘴，终将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稀巴烂，也会逐渐付出更多的各种各样的惨重代价。

刁贱贫大阅兵凸显其虐民扰民反人民的暴政实质

笔者：章小舟
   

 
  
   
引言
   
    时下，共畜刁贱贫暴政抓捕弹压人权律师的凶焰正炽，“重庆模式”全国化、“薄氏风格”刁氏化已成定论。被愈发咆哮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希特勒”“暴君”等舆论怒潮包围的刁贱贫，也许是自认为维权律师之心头大患已初步翦除而颇生信心，也许是一贯耽于高高在上的权力幻境而浑然不觉，也许是因铁了心要保党固位、横下心要与民为敌而不以为然，依旧信心百倍、不知廉耻、我行我素、紧锣密鼓地极尽欺世盗名、虐民扰民之能事筹备所谓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刁贱贫暴政的反人民本质在“抗日阅兵”的喧嚣声浪、愚民鼓噪中愈发凸显。
   
    据共畜喉舌报道，这所谓的“抗战阅兵”系“第一次在非国庆节举行的大阅兵”。按照共畜以往的“大阅兵”规矩，包括毛恶畜在内的共畜最高头目均不曾用“抗战阅兵”来彰显独裁之威。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包括毛恶畜在内的共畜最高头目固然残暴无耻，但也不乏精明算计，不至于昏聩狂悖到强冠宿敌之功于己首而落得个贻笑天下、遗臭万年的地步。然而，志大才疏、狂悖自负、愈发骄横、权欲熏心的刁贱贫却敢破此规矩，岂非迫不及待地要过皇帝瘾、泄独裁欲？
   
一、刁贱贫暴政为举办“抗战阅兵”而大肆虐民扰民，其恶其劣绝不逊于日寇
   
    集昏君与暴君于一身的红朝皇帝刁贱贫假“抗日”“爱国”之名以逞一己权欲的过程，就是共畜极权专制的国家机器变本加厉地倒行逆施之过程，就是广大民众遭殃受难之过程。对刁贱贫政权一直幻想不休的人们，如果说刁贱贫暴政大规模打压律师仍未能使你们清醒，仍未能使你们放弃对刁贱贫政权的“依法治国”等政治谎言的幻想，刁贱贫这次又在给你们上课了。
   
    刁贱贫暴政为使此次阅兵为其愈发邪恶的面目贴金、粉饰，再度大肆挥霍民脂民膏。据博讯报道，纵然香港亲北京媒体的《文汇网》亦称，共畜当局兴建又一座天安门广场，专供阅兵彩排之用，还另建有一座阅兵村。
   
    为使刁贱贫及一小撮权势者得以借阅兵之机淋漓尽致地发泄权欲、大展淫威，刁贱贫暴政再度竭其所能，继“APEC蓝”之后制造出“阅兵蓝”，使天公为其阅兵开颜。据悉，北京当局下令，2015年8月20日至9月3日，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辆、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持有黄色环保标志及悬挂试验车号牌的车辆，全天禁止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
   
    北京当局还强令，在有关“抗战阅兵”的规定期限之内，北京市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和所属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机动车全天停驶80%，比去年APEC会议期间公车停驶比例提高了10%。由此可见，对刁贱贫及一小撮权贵附庸的脸面而言，“阅兵蓝”比“APEC蓝”重要。
   
    另据悉，为制造“阅兵蓝”，北京市承诺在8月20日之前压减燃煤，责令市环保局、交通委、经济信息化委、住房城乡建设委等部门联合行动，对施工扬尘、道路扬尘、露天烧烤、地面裸露等污染源进行查处。在共畜当局统一部署下，用于制造“APEC蓝”的“跨区域治霾”等措施被再度祭出，用以实现“阅兵蓝”。所谓“跨区域治霾”即，北京周边省市的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北京周边的石家庄、张家口、唐山、天津、承德、廊坊、邢台、保定、沧州、秦皇岛等十多个城市同步施行单双号限行，限行期间市民免费乘坐公交；等等。有分析认为，北京周边企业为此次保障首都的蓝天付出了上百亿的损失作为代价。
   
    为了共畜一小撮权势者的脸面、淫威、安全、利益，为使刁贱贫得以心花怒放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其一脸横肉、臃肿身躯，竟至于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更令人愤懑的是，为了刁贱贫权势团伙的“抗战阅兵”，共畜罔顾民生，强令阅兵当天股市停市、北京两机场停用、北京公交线路停运绕行，并一如既往地祭出“防民”政策，将民众视为寇仇，严防死守。北京社会活动家胡佳称，“很多安保措施，到了令常人难以理解的一刀切的方式，北京城被完全封闭起来了。昨天有朋友抱怨回北京的路上查了4次身份证。”北京科技大学退休教师陈兆志称，“现在大街上一天到晚都是戴红袖章的”。
   
    北京当局8月3日公布一系列限制措施，清退地下室居住人员1.22万人，包括外地赴京访民和“北漂”族，为刁贱贫暴政的“抗战阅兵”鸣锣开道，引发民间舆论批评。据悉，被刁贱贫暴政像赶鸭驱羊一般清退的京城地下室一族，只能面对两种选择：或露宿北京街头；或离开北京，阅兵之后再来。
   
    刁贱贫暴政既然如此重视“抗战阅兵”，想必此次阅兵的各种负面记录必然超越六年之前共畜所谓建政60周年阅兵的各种负面记录。世人清晰地记得，共畜所谓建政60周年阅兵庆典耗资千亿，安保规模之浩大再创历史纪录，像打内战一般封网、镇压访民和维权人士······被检阅者们和检阅者胡锦涛一般，皆如毫无感情的机器木偶。据当时媒体报道，当时阅兵现场无真正的观众；为制造所谓的女兵英姿而以礼仪小姐冒充女兵······在刁贱贫暴政为 “抗战阅兵”而全力以赴的措施之中， 除了“暂停天安门城楼对外开放”之措施无关民众利益，其余措施皆严重损害民众利益、伤害民众心灵。“抗战阅兵”究竟会刷新共畜建政60周年阅兵庆典的哪些负面记录？可以预测的是，“阅兵蓝”必然强于“APEC蓝”。
   
    好一个“阅兵蓝”！大陆民众饱受污染之害，但一直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即便与共畜军警搏斗亦难以摆脱环境污染之害。不少民众面对环境污染只能接受这样的观点：环境污染是为了发展经济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只能等到若干年之后进行有效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里面毕竟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考虑。然而，对于共畜最高头目及其周围的一小撮权贵团伙而言，大陆民众无法得到的东西，他们都可以得到！可以为所欲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一切，都是刁贱贫暴政在“抗日”“爱国”之类的冠冕堂皇的名义下制造的极端不公、极端不义！
   
    刘晓波先生在《共畜的独裁爱国主义》一文中精辟地指出：“独裁政权······提倡爱国主义却从来不尊重不爱护国家的主体——人民”；“它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方式是暴力恐怖和意识形态谎言，它剥夺民众的基本人权”；“它靠人民的血汗来养活却从来敌视民意并以虐待人民为乐”；“它把本应服务于社会公益的公权力变成政权及权贵的私权力，变成贯彻政权意志、牟取权贵利益的工具。”
   
    不知“APEC蓝”“阅兵蓝”这样的冰冷事实能否使大陆民众清醒？“APEC蓝”“阅兵蓝”分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在一党专制统治之下，刁贱贫暴政的脸面、淫威、安全、利益才最为重要！与刁贱贫暴政的脸面、淫威、安全、利益相比，经济算什么？民生算什么？“APEC蓝”“阅兵蓝”其实是刁贱贫暴政的另类言语，在赤裸裸地告诉大陆民众：“你们的生命健康权算个屁！你们的环境权算个屁！你们算个屁！都不在党国考虑之列！只有党国之首和以党国之首为核心的‘红色精英们’的脸面、淫威、安全、利益才是党国要考虑的！”如此大私无公、肆意虐民、无法无天、穷奢极欲的独裁暴政，只配被推翻、被解体！对其还有什么好幻想的！？
   
    网民“城市足印99”讽刺道：“原来这些被清退的不算中国人，抗战胜利和国庆都与这些弱势群体无关！”网民“幸运江底沙”称：“阅兵和申奥两个兴奋点在民间并没有引起什么兴奋”，“军队腐败触目惊心，零八年奥运的天文数字支出，已经让人诟病不止。”网民“情义无价198708”将刁贱贫暴政等同于日寇，称，“没钱的才住地下室，这是歧视穷人，为了阅兵，清理穷人，和鬼子有啥两样”。
   
二、“抗战阅兵”是对中国所有知悉抗战真相、共畜罪恶的觉醒国民的精神世界的无忌伤害、公然侮辱
   
    网民“情义无价198708”说得不错。很多独立知识分子人士皆以为，装模作样进行“抗战阅兵”的共畜暴政，其对中国民众之残害，远甚于日寇！日寇侵华导致中国军民牺牲2200万人，而共畜则杀国民党，杀“反革命”，杀“地主”，杀“资产阶级”，杀“右派”，杀“会道门”，“大跃进”导致的粮荒加上扫荡式的粮食征购至少虐杀了三千万农民和弱势市民，杀文革各派系和被裹挟进文革恶浪中的无辜民众，杀大学生和市民，杀信仰群体······
   
    据保守统计，约六千万中国人被共畜暴政虐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虐杀的中国人大多数死于共畜将江山置入囊中之后的相对和平时期；日寇有南京屠杀，共畜有六四北京屠城；日寇强奸中国妇女，共畜恶警、鹰犬、打手们亦强奸、猥亵、凌虐过遭受政治迫害的女子和男子（如，文革时代共畜女鹰犬活活阉割所谓的“反革命”男子，以及将男子生殖器割下泡酒；女恶警电击男异议者的阴囊、肛门——这些谷歌均可见）；日寇对中国国民的酷刑五花八门，共畜对中国国民的酷刑绝不逊色于日寇；日寇为害中华不过十几年，而共畜暴政为害中华近百年，而今亿万国民在共畜暴政统治下饱受贫困折磨、污染毒害、精神奴化······
   
    在反人民、反人类等方面，共畜暴政与侵华日寇的邪恶实质并无二致。共畜头目毛一句“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更是赤裸裸地道出了共畜暴政与侵华日寇的深层共鸣，自揭了共畜暴政与侵华日寇的相近实质。如今，一直消极抗日、抗日成绩乏善可陈、为害中华绝不输日寇且由衷感谢过日寇侵华的共畜暴政，竟然在暴戾狠毒、狂悖自负、权欲炽盛、帝梦熏心的刁贱贫的策动下，极尽欺世盗名、虐民扰民之能事以搞“抗战阅兵”，这，实在是对中国国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伤害，是对中国所有知悉抗战真相、共畜罪恶的觉醒国民的精神世界的无忌伤害、公然侮辱！
   
三、为举办“抗战阅兵”而虐民以逞的刁贱贫暴政的实质是惧外欺内，其政治良知不仅远不及民主政权，连法西斯都不如
   
    纵观世界阅兵史，在阅兵频率方面，专制国家高于民主国家，当然也有个别民主国家阅兵频率较高，阅兵频率与专制程度之间似乎难划等号。但是，阅兵方式却与专制程度惊人接近。不少频频阅兵的民主国家，其阅兵方式颇为轻松，甚至有娱乐特色和节目表演，以取悦民众，活跃氛围。如印度阅兵，“队列中有士兵表演车技杂耍，士兵们有时会停下来与老百姓握手。老百姓也会跟在骑兵、驼骆队后拾粪。”“法国阅兵部队据说只集训一两个星期，大概齐就行，并不太强求整齐划一。”“不像中国阅兵提前一年就开始封闭训练，务求一丝不苟。”（参见：朱小平《意志的胜利——各国阅兵纵横谈》）这才是完全彰显军民一家、真正体现军民和谐的阅兵。
   
    往往愈是权欲旺盛、不可一世、刚愎自用的独裁者，愈是专制色彩强烈的政权，便愈重视整齐划一、排场浩大、万众仰望、虐民以逞的阅兵仪式。以1934年的纽伦堡阅兵为例，“那种狂热简直令人难以形容。人流如潮，旗帜蔽日，铁皮鼓震耳欲聋，希特勒乘直升机从天而降······4月20日恰好是希特勒50岁生日，受阅部队高擎无数军旗，步兵整齐划一的军靴伴随着机械化装甲部队隆隆驶过检阅台，一时万众欢呼，多少人如醉如痴，人们伸直手臂向希特勒致礼。”（参见：朱小平《意志的胜利——各国阅兵纵横谈》）不难看出，在整齐排场方面，唯一能与德国法西斯1934年纽伦堡阅兵相提并论的，大抵只有苏共极权的历次大阅兵和取法于苏共阅兵方式的共畜暴政的历次大阅兵。而在狂热方面，我看只有毛时代大阅兵可与1934年纽伦堡阅兵一较高下，在后毛时代，共畜暴政的大阅兵的狂热劲在次次递减，权欲炽盛、帝瘾强烈的刁贱贫看在眼里，岂能不急在心里？岂能不苦心焦虑地煽动“抗战阅兵”的狂热？
   
    不过，阅兵仪式之形，与战力勇力之实并无对等关系。狂热整齐的阅兵仪式，并意味着同档的战斗能力。“美国唯一的一次大规模阅兵是林肯被暗杀后的1865年4月，新总统约翰逊为庆祝内战结束，举行了有15万人的阅兵式，”“不仅步伐不齐，队伍后还跟着来自佐治亚的医生、劳工、拾荒者及被解放的黑奴，甚至缴获的牛羊家畜也跟着接受总统的‘检阅’。”（参见：朱小平《意志的胜利——各国阅兵纵横谈》）从不重视阅兵，将阅兵娱乐化、民众化的美国，却拥有长期拥有世界上一流的军队和一流的战斗力。
   
    再以明朝大阅为例。在洪武、永乐二朝，简洁快捷的阅武活动，对应的是大体尚可的战斗实力。而在隆庆年间，大阅仪式固较武、永乐二朝繁琐，但此时明军实际战斗力已不如明初。及至崇祯年间，虽有仍有形式浩繁的大阅，然早已无其实，“崇祯十年八月车驾阅城，铠甲旌旗甚盛，群臣悉鸾带策马从。六军望见乘舆，皆呼万岁，帝大悦······然徒为容观而已”，“纯粹是仪式性质的形象工程，而对于当时溃烂的军政大势没有丝毫改变”（参见：王进《明代大阅初探》）；数年之后，权欲炽盛、刚愎自用与刁贱贫有得一拼的崇祯皇帝便自挂煤山。
   
    阅兵仪式之形，与战力勇力之实并无对等关系，此理论同样适于解释刁贱贫暴政的阅兵。韩寒说：“我国国防标准不是以防外国军队而配置，而是以防本国老百姓来装备的。”笔者以为，他这话充其量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共畜政权长期慷纳税人之慨用于完善军备，其军备水平并非如韩寒所言如此低劣，而是一直在不断提升，用来捍卫其极权专制统治，既对内，亦对外。
   
    但是，共畜极端自私的政治基因决定了其只能主动对内、被动对外——也就是说，只要共畜暴政未曾受到外国的主动进攻，绝不会主动进攻外国。因为，就战争原理而言，无论何种对外之战均无法保证完胜；共畜对外作战一旦失败，其政权就有被摧毁危险，是以，共畜基于保权至上的考虑，一向惮于对外作战。纵然在气盛好斗的毛邓时期，也多是在遭受外国力量进攻、不得不打的情况下，打技术水准低下、侧重于人海战术的陆地战，以发挥愚民众多、炮灰可观的唯一军事优势，且能打小国就不打大国，能打局部就不打全局，能速战速决就绝不延战耗时。
   
    后邓时代，共畜意识形态沦亡。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说过：“中国已经没有意识形态了。”共畜的意识形态几乎完全失去了对其军人的约束力。加上共畜贪腐治国，军队腐败至极，致使绝大多数共畜军人毫无信仰、一心为私、贪生怕死，少有军人甘做共畜暴政之炮灰。
   
    是以，共畜极端自私的政治基因、保权至上的一贯考虑，加上愈演愈烈、无法控制的军队腐败、军心涣散，使得共畜政权面对外国的轻微进攻，连以人海战术为主的陆地战都不敢打，只敢“抗议”“演习”，最多发射一下导弹以虚张声势。而共畜军队对内则相反，一直是主动进攻、穷凶极恶，动辄全副武装地屠民虐民。
   
    是以，如果以“法西斯”“军国主义”称共畜，以“希特勒”称“刁贱贫”，还真的是抬举了共畜和刁贱贫。因为，法西斯固然对内专制暴虐，但总还有为民族利益而坚决对外、破釜沉舟、不畏牺牲的政治真诚，而极端自私的共畜暴政则不然。陈破空指出，“共畜政权它最惧怕的不是外来的所谓威胁或者侵略，它最惧怕的是中国民众”“通过这种阅兵对外展示和对内恐吓。”“阅兵便成为穷兵黩武的象征”（北京维权活动家胡佳语）。如果硬说共畜是法西斯，共畜只配得上“对内法西斯”、“内向型法西斯”之类称谓，其对国民之冷血无情、残暴狠毒，比德意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刁贱贫暴政举办“抗战阅兵”的目的解析
   
    刁贱贫暴政固然狂悖顽愚，但其在“抗战阅兵”上大费功夫，其目的并非仅限于满足刁贱贫这暴君昏君、独夫民贼的皇帝瘾、独裁欲。刁贱贫暴政欲借“抗战阅兵”的浩大排场为共畜暴政的邪恶盟友、既得利益群体、毛左、脑残、愚民加油鼓劲，对大陆民主维权群体和有抗争意识的民众炫耀武力，进一步强化共畜暴政上下的反“军队国家化”的多数立场；企图借“抗战阅兵”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张扬独裁爱国主义，转移国民对共畜专制统治不断加深的不满情绪，提升共畜暴政的早成负值的合法性，掩盖共畜暴政上下的愈发强烈的不合法感、犯罪感、自卑感，使共畜暴政的种种罪恶和体制丛弊模糊化；企图用民族主义的口水粘合党与国之间的天然裂痕，使民众在民族主义的狂热中党国不分，从而达到“以党代国”的卑劣政治目的，为共畜暴政输血续命。
   
结语：
   
    刁贱贫暴政为举办“抗战阅兵”而大肆虐民扰民，其恶其劣绝不逊于日寇！“抗战阅兵”是对所有知悉抗战真相、共畜罪恶的觉醒国民的精神世界的公然侮辱与无忌伤害！为举办“抗战阅兵”而虐民以逞的刁贱贫暴政的政治智识不仅远不及民主政权，连法西斯都不如！虽然刁贱贫能够借“抗战阅兵”过皇帝瘾、泄独裁欲，一露其满面横肉、臃肿身躯，但是，其企图借“抗战阅兵”为共畜暴政输血续命的目的绝不可能得逞！网络时代岂容刁贱贫这暴君昏君、独夫民贼糟践青史、欺世盗名！刁贱贫主持的“抗战阅兵”在煌煌青史上遗骂之臭，必甚于1934年希特勒的纽伦堡阅兵！
   



网络微评：
作者刘亚伟引述《燕赵都市报》的报道：为配合北京阅兵，河北各地纷纷出台减排措施，其中，安新县三台镇，要求在9月1号到9月3号的3天内，各家各户一律不准生火做饭，为了落实到位，竟然给各家各户的灶台贴了封条，并撂下狠话，不遵守就拘留!对此有网友感慨说：就算我发挥了自己所有想像力的极限，就算我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这个朝代的荒唐，我也无法想像：为了保障这次大阅兵的空气质量，竟然限制老百姓生火做饭?还要封灶台?真是疯了!

@wangjinbo ：今日北京：北国风光，打的签保，封窗公交。望京城内外层层查验；大街小巷制服笼罩。鸽子进笼，航模登记，欲让小鸟网里飘。过天桥，看民兵红旗，分外妖娆。安保如此多招，让街道大妈累瘦腰。惜磨刀老汉，暂时失业；物流快递，配送寥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能携带指甲刀。俱往矣，数风流人物，全戴袖标。

@szstupidcool：【法西斯也不敢这样干】北京童鞋注意：9月3日协和、同仁等大医院停诊，东西城核心区及警戒区范围之外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区属医院正常开诊。9月2-5日，友谊医院、口腔医院、协和医院、北京妇产医院、北医三院、同仁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等均有停诊或半天门诊安排。

@letscorp：阅兵，像一个按摩棒，搅动着某些群体的G点，让他们高潮连连。然而，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让七个省市停工停产一万多家企业数千个工地，每天停驶数百万辆汽车来保障阅兵，这好比是一个身体虚弱的人，还在不停地看着A片自撸，为了那短暂的高潮把身体都快搞垮了，高潮之后，迎接他的将会是空虚寂寞。

@handaoliang：去查了下法西斯的定义，看到「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张建立以超阶级相标榜的集权主义统治，实行全面统制和恐怖镇压；进行由政府全盘计划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宣传，鼓吹民族沙文主义。」结合单双号限行、地铁禁营、重点路段封路，觉得好讽刺：在我大天朝，明明是法西斯胜利了，为啥要反呢？

@hnjhj：日本100多万人游行反对安保法案，说明当年的法西斯国家转型很成功也很彻底，对人类文明已经不可能构成威胁。这样的国家要能发动战争，恐怕比登天还难。反观一些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号，随时随地能向世界输出几亿杀气腾腾的炮灰，这才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威胁。

@tenderkuma：网易—看阅兵为什么感觉爽到爆：“在动物界，有些猴子就会通过与同伴同步上蹿下跳的形式恐吓自己的敌人。这种行为给人的感受是：我们有能力协调一致的运动，我们是一股很强大的战斗力量。”

@XiaYeliang：当局一会儿不许电视剧露胸，一会儿又要女兵把胸挺得一般高低/一般丰满/一般突出，一切都要服从政治需要，中国女人太不容易了！

@straightbar：共畜之恬不知耻登峰造极：从“共畜是抗战中流砥柱”，再到“中国是全世界最民主国家”。叹为观止，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xiucai1911：【环球时报：必须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是最大民主国家”】好句子，“环球时报”造，一起来造句吧！我先抛砖引玉：必须理直气壮地说“李莲英是性功能最强的男人”！必须理直气壮地说“美国是最大独裁国家”！ 必须理直气壮地说“猪八戒是最帅美男子”！ 必须理直气壮地说“潘金莲是最正儿八经的淑女”！必须理直气壮地说“毛恶畜是最仁德的君子”！必须理直气壮地说“江恶畜是最慈祥的狑盜”！必须理直气壮地说“刁恶畜是最伪大的党魁”！......

@真实民猪：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看到了一幅很谦虚的对联，上联是：禁党禁报禁言禁选票能禁之则禁；下联是：封网封贴封号封思想可封者尽封。横批：宇宙第二民主国家。

@网易网友：当前是困难滴，形式是严峻滴，整体是稳定滴，平均是增长滴，困难是暂时滴，未来是光明滴。（此处应有掌声），信心是要有滴，勇气不能少滴，面包吃不完滴，钞票不停印滴。

@五岳散人：看了一堆货车翻了之后的新闻，有抢的、有帮着收拾的，有人感慨人心不古；有人感慨坏人太多；有人感慨人间尚有真情。其实我跟您说句实话：第一个说话或者动手的人，决定了事情的结果，这就是人类的特征。一个社会好与不好，在于这个社会里的好人是不是敢首先发声，就这么简单。

@WoodenHarp：这么多次大灾，河南溃坝、唐山地震、火灾水灾翻船……不管终殃换了几代，救灾永远“经验不足”，但封锁消息和谐难民宣传通稿从来也没有手忙脚乱过，永远各部门高度协调精细管理滴水不漏，从未让人失望。余英时说：在共畜看来失掉政权等于宇宙毁灭。你不从恶党真正在乎的东西出发，当然不明白它在干嘛。

@freedomandlaw ：基于公共场域的话语权被垄断，我们知道有些被定性为谣言的内容是真的，还可以知道，他可以自己匿名造一个真谣，然后又亲自将其戳破，借以打击全部的“谣言”。《牛虻》中的亚瑟，曾自己写文章左右互搏，不过，那是观点之争，而非真假之争。搞宣传的，什么办法都可能用到，只要能实现目的。毕竟是宣传。

@sue9101：一个月前有个男孩子追我。那段时间电脑突然翻不了墙，当时正好在QQ上和他聊天，我就随口抱怨了两句。因为对现在的我来说能翻墙的电脑才是正常的电脑。然后他回复我，“不能上推特，为什么不去看新浪？”好感度瞬间降到最低。

共畜乡支书率流氓暴力征地，村民死伤惨重狗警抢尸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太平乡书记迟焕彩，本月11日下午5时许与​​派出所所长将仕新带领数百人，手持钢管、铁叉、大刀等到富强村，围攻当地一班守护土地的 村民。冲突持续至翌日凌晨，事故造成村民贾启云重伤死亡，20多人受伤，村民庄海在13日不治身亡。照片显示，有受伤村民入院时，背上还插有一把长刀，其 状甚为可怖。

    数 百村民于13日拉起横额，抬尸上街游行，抗议政府暴行。横额写着“太平乡政府派出所强占村民耕地，殴打村民，打死人了，请求政府领导们为民做主，还我土 地，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太平乡政府殴打富强村村民，请领导们为民做主，严惩打人凶手”、“强占村民耕地，非法拘禁上访村民，还我合法耕地”等。据指，太平乡政府与开发商大搞官商勾结，非法强霸、强征富强社区12个村民小组的土地，村民多次上访昭阳区政府、昭通市政府和中央相关部门均无果。中央巡视组到昭通接访，太平乡政府亦设法阻拦，不让村民与巡视组见面。

链接： 云南昭通暴力征地，村民死伤惨重

美国政府拟将捣毁共畜防火墙

2015-08-06 08:09:06.04. AM

美国政府谴责中国共畜肆无忌惮的网络攻击
    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把中国共畜列为美国企业的“最主要威胁”，指出中国共畜是使美国经济间谍案激增53%的罪魁祸首。美媒近日披露，美国奥巴马政府决定回击中国共畜对美国的网路攻击，计划帮助中国网民捣毁共畜防火墙。
    据报，中国共畜对美国军事、电信、贵金属、混合动力技术、杂交种子和粮食作物、涂料技术以及金融机构数据的信息都是被共畜黑客窃取的目标。
    美国FBI官员曾在7月23日警告称，美国现在每年因贸易机密、知识产权、销售和定价信息以及其他公司数据被窃损失数千亿美元，对美国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   


美国遭中国共畜网络攻击愈演愈烈
    近日，美国国家安全局公布一份中国共畜黑客对美国所有经济、军事以及政府部门进行大规模网络攻击的秘密“分布图” 。

    “地图”显示，5年期间，美国有600多家私人和政府企业遭中国共畜黑客攻击。越是美国的商业中心，就越是中国共畜攻击的重点对象。
    据express媒体报导，自称“幽灵”的Norse Corp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从这个“实时互动”地图上看，全球黑客最多的地方来自中国共畜，很多大型攻击都是中国共畜黑客发动的，而且时间久、密度大。7月29日，中国共畜有时在同一时间就发出800多次攻击。美国一般都列在“被害国”名单的首位，7月29日，每秒钟都受到500到2,200次攻击。
    据报导，美国专家表示，中国共畜正以网络攻击窃取来的资料建立美国公民的个人资料库，以找寻可供其利用的目标。报导称，6月4日，隶属美国内政部的人事管理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PM）遭骇客入侵，2,150万名联邦政府员工的个人资料被窃取。随后，骇客从美国医疗保险公司伟彭医疗（Anthem）窃取大约8,000万笔美国公民的记录。其他诸如蓝十字（BlueCross）、蓝盾（BlueShield）等公司的资料，也成为类似的网络攻击目标。
    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OPM）数据库中2000余万个人信息被盗后，由于共畜黑客攻击的范围如此之广、野心如此之大，使得处理间谍活动的传统手法都“望尘莫及”，因此奥巴马政府已经决定必须采取回击行动。但是在公开场合，奥巴马几乎什么都没说，其他官员也都遵守严格的指令，避免提到共畜就是黑客攻击的主谋——尽管大家都对此心知肚明。
   
   
美国政府决定反击中国共畜黑客攻击   
    8月1日，美国之音发表题为《美国决定反击中国共畜网络攻击》一文。文章引述《纽约时报》的报导称，奥巴马政府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决定反击中国共畜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会议得出的结论是，来自中国共畜的网络攻击范围之广，势头之大，是不可用传统的反间谍手段对付的。
    报导称，了解讨论情况的两名官员说，情报界讨论的最有创意的反击手段之一是，设法打破中国共畜用来压制不同声音的防火墙，以此向中国共畜狑盜显示，如果它们再不收敛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其对国内政治话语的绝对控制就有被打破的危险。但是，与会官员难以拿捏报复的分寸，如果提出外交抗议或者驱逐在美国的中共间谍，象征性的手段，实际意义不大，而采取实质性的手段则令一些官员担心会导致美中两国网路冲突升级，可能会引起“国际大战”，这是一些美国官员所担心的。
    今年4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行政令，授权美国政府针对发起网络攻击的个人、组织及嫌疑人做出制裁，包括冻结个人资产。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FBI）吉姆.柯米在5月底召开的一个关于网络安全的专业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将对破坏美国网络安全的中国共畜军方犯罪嫌疑人穷追不舍，只要它们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就必然将其逮捕。
    有中国网民认为，美国奥巴马政府能想办法帮助中国网民突破共畜的防火墙，是最佳的创意。另有网民认为，美国是自由民主的先锋和领袖，拆除共畜防火墙，更待何时！   
    据悉，美国国务院就“2015年互联网自由项目”5日正式公开征求意向声明（SOI），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DRL）表示，将资助那些打破网络封锁、维护互联网自由的项目。这引发网民们热烈反应，盼望早日拆除“网络柏林墙”的呼声高涨。
    在美国政府遭遇史上最严重的黑客攻击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仍然没有公开指责黑客的幕后主谋——中国共畜。外媒分析，美国何时回应，尚需要等待时机。近日奥巴马政府召开秘密会议，具体分析如何对共畜黑客展开回击行动。


美国官员讨论多种惩治共畜黑客的方法
    美国官员们通过一系列的秘密会议，努力寻找反击共畜黑客的方法。从象征性的反击，如进行外交抗议或驱逐共畜在美国的间谍， 到更显著的行动，如对共畜也进行黑客攻击。
    奥巴马的助手们还讨论过，是否可以像今年1月份美国对地狱朝鲜的经济制裁那样，对中国共畜实施经济制裁。
    此外，美国司法部在研究对共畜具体的黑客个人和组织采取法律行动。就像去年夏天，5名共畜党卫军黑客被起诉盗窃知识产权一样。 美国司法官员说，这次行动是一个突破，而其他黑客受到的处罚只是象征性的——只要它们不踏上美国或者美国盟国的领土，它们就可以逍遥法外。
    刑事控告还存在另一种风险。情报官员说，如果美国公开控诉共畜黑客，就可能被迫出示证据，而这可能会使美国的情报来源、收集方式和其他秘密被泄漏。
    美国政府讨论的其他报复性行动还包括“以牙还牙”，即像共畜盗窃和泄漏大量美国华府工作人员信息一样，美国也大规模盗窃并泄漏共畜棺猿的个人信息。
    两位官员透露，在所有讨论的回击行动中，一个最具创新性的行动是突破共畜的防火墙。共畜一直通过审查和控制网络，来愚化国民和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如果美国使得共畜防火墙“墙洞大开”，那共畜狑盜就会非常紧张，而不得不减轻对美国的黑客袭击。

   
美国政府被指反击不力
    曾在共畜以卑鄙手法抹黑继而蛮横屏蔽Google后（史称“谷歌事件”），希拉里及时就此发表政策演讲。而在同一天，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资深委员卢格发布了一篇长达80页的报告。报告严厉批评美国政府促进网络自由不力，“说得多，做得少”。
    报告举例说，自2008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先后从国会获得5000万美元资金用于互联网自由项目。但国务院仅使用了其中2000万美元，还有3000多万没有使用。而在国务院已使用的经费中，用于突破别国网络防火墙的“网络规避技术”更是少之又少。此外，美国政府因为“顾忌对华关系”，在“网络规避软件”开发上没有对一些小公司予以足够的资金支持，而其中一些公司是由反共民主人士运营的。
    另一方面，卢格的报告又批评美国政府由于在推动“中国网络自由”上工作不力，使中国共畜阻拦了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努力，而中国共畜则充分利用民主美国的自由文明之开放体系，在对美国“金钱外交”上远超过美国对大陆共畜的“人文外交”，形成了又一种君子与窃贼之间的“外交逆差”。   


出资支持互联网自由项目
    据《美国之音》报导，该项征求活动的应征对象，除了美国机构外，外国非营利或非政府组织（NGO）、私营、公立或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等，甚至营利机构（拨款合约中对营利机构有额外限制）都可以申请。
    报导指，该项目的主旨是为了推进基本自由、人权和网上信息的自由流动。因此申请者必须已经与符合主旨的伙伴、实体、利益相关方结成积极的伙伴关系，或具备发展这种伙伴关系的能力以及具备成功管理相关项目的经验。
    该项目的主题包括技术、电子安全、政策与倡议、研究与评估等，均必须与互联网自由资助项目相关。DRL要求申请的意向声明需用英文提交，申请资助额度从50万至250万美元不等。
    DRL设定了两个网站提交意向声明（申请）www.grantsolutions.gov或www.grants.gov，申请人必须在2015年9月4日至2016年2月1日截至日期前提交。


中国网民盼望早日拆除共畜“网络柏林墙”
    美国政府宣布这个消息后，立即引发了许多网民热议。他们在新闻后面跟贴发表意见，称赞“好消息”，甚至有网名为shawn提问如何申请。一个不具名网民说，“看到这条消息我的眼睛都睁大了，明亮了”，称美国为“拯救者”。
    有网民表示“这个非常支持，尤其独裁专制的国家需要，这样有助于加快世界民主进程和维护世界和平。”
    互联网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就像阳光永久照耀中国大陆，贪官污吏必定消亡。只有这样，民众才能开启民智，与全球先进发达国家一起建设美好家园。这不是空谈，这是时代交给每个公民的使命。
    由自由宗教信仰者、民主人士、民运人士等团体组成的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开发出自由门、无界浏览等突破网络封锁软件，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得以绕过中国共畜的防火墙了解真相。
    美国国会参议院2011年2月15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无界浏览与动态网的自由门是最有效的两个破网软件：无界浏览安全性强，自由门速度快。
    目前，上述破网软件风靡中国。很多大陆民众表示，破网软件给人们带来了曙光，了解真相是中国人得救的希望。这是中国民众与中国共畜恶党在广阔的网络世界战线上进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激烈较量与搏斗。“信息一旦开放，真相一旦被人民获知，独裁政权立即就会土崩瓦解！”

共畜豢养老妪党狗监视人民

共畜北京数万老妪侦稽队刺探民情

共畜北京历来活跃着一支由老年妇女为主的业余治安队。共畜媒体说，她们为维护共畜北京社会治安做出了贡献。不过也有批评者认为，这种职业告密群体是共畜专制暴政统治的产物。

共畜北京的老妪们，不仅会跳广场舞，热衷炒卖黄金地产，还是共畜北京警方的重要工具。《共畜北京青年报》7月23号报道说，近年来住在共畜北京的多名网络大V、明星艺人嫖娼和吸毒因群众举报而被警方抓获，举报有功的共畜北京“朝阳群众”被戏称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队。而在共畜北京中心的西城区，以老妪为主的“业余情报组织”也战功赫赫。共畜北京西城老妪“治安员”有七万多人，其中登记注册的有五万多人。她们日夜活跃在大街小巷和交通要道，不放过任何可疑情况。共畜棺方媒体的相关报道说，这些以红袖标、红帽子或者红马甲为标志的老妪治安员，仅在今年前4个月，就因为举报犯罪线索获得了56万忍民币的“奖金”。她们去年全年所得奖金总数则达209万元。

老妪治安员每人都携带治安综合办公室配发的手册，其中列出“七种可疑人员、三种可疑物品、三种可疑事件”，并附有处置办法及报警电话等。

在美国的中国问题评论人士李洪宽表示，中国大陆这种共畜棺方组织的民间告密网络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没事就刺探别人的隐私，盼着出点事儿，好去举报。这是从文革以来中共发明的一种告密举报制度，是一种中国特色。”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则表示，共畜北京老妪老鸨治安志愿者其实就是以前被称为共畜北京“小脚侦缉队”的升级版，

“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所谓群众监督，那时候叫小脚侦缉队，现在不裹小脚了，所以大家称他们是老妪侦缉队。”

刘先生介绍说， 2008年共畜北京奥运会期间，共畜北京公安局动员了三百多万所谓志愿人员，包括共畜北京城区的退休人员。奥运会之后，这个机制被保存，逐渐形成了目前的民间治安制度。中国公安部曾想在全国推广共畜北京的做法，但不太成功，

“共畜棺方想推广成全国范围，实际上就是共畜北京和个别大城市，其他很难搞起来。尤其是在共畜北京市中心的西城和朝阳，这些地方干部多，大概政治觉悟高吧，所以才喜欢监视别人。”

刘先生认为，共畜北京除了西城区和朝阳区之外，其他郊县区，因为流动人口多，所以治安志愿者制度远不如中心区域有效。

以金钱奖励举报犯罪线索古今中外都不罕见，甚至是很国家警方破案的一个重要方式。但李洪宽认为，共畜北京老妪侦缉队模式不仅举报刑事犯罪，更多的是针对共畜当局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她们甚至会刺探普通访民以及共畜当局不喜欢的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在法律层面存在很多问题，

“在严格的法治社会，这种事情可能很难获得法律的批准，他们举报十个案件可能有八九个是错的，这可能没什么，但却给别人带来很多不便。”

有网民表示，共畜北京的这种万民监督刺探别人的机制折射出当年文革的影子。一个豢养老妪监视民众的社会，付出的代价是人与人之间丧失起码的信任。

中国的刘先生认为，共畜症腐鼓励告密，奖励相互监视，是专制制度的产物，

共畜北京市有18个区县，如果每个区县都有五万业余的监视告密队伍，则将有近百万自愿告密者，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他认为，住在这样的地方，不可能有真正自由和幸福。

唐荆陵：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完整版）

2015-07-25 00:52
来源: 中国人权
作者: 唐荆陵

第一章：事实部分

1995年，在一个稍显偶然的场合，自从我表露自己的人生使命——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化——以来，转眼已二十年了。2005年11月，在中共特务当局的迫害和持续阻挠下，我失去了律师执照，损了日益繁忙和收入尚佳的律师业务，以后一直未能恢复执业。在第二个十年的今天，袁新亭、王清营和我一起被囚在许多方面比纳粹集中营更恶劣的牢狱中一年以后，我们迎来了这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义下的审判。

这是黑暗对光明的审判，是毁灭对希望的审判。然而，正义即使暂时被击倒，也远比邪恶强大。面对这场非法和不正义的审判，我不想通过什么辩解以缓和可能遭遇的严厉判决。早在对刘晓波先生，更是对《零八宪章》的那场臭名昭著的审判中，我已断然指出，专制若不是有罪的，自由就断不是无罪的。对我们的关押和判决正是独裁者自身罪恶的标尺。过去一年里，我们都已经饱尝了超乎刑罚的痛苦和屈辱，但这一切正是自由战士荣耀的冠冕。尽管我们也许无法阻止邪恶肆虐，却可以坚持对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借着这场审判，让我可以回首自己二十年走过的路。

这是一场自我征召的几乎永不停歇的战斗。当我初踏上这条道路时，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么一个从江汉平原的普通农家走出的稍显孤傲又略带羞怯的少年，他寒微的身世是否能支撑他只身去面对这场挑战，以至越到今天，我才越日益感到自己力量的渺小。这就不难理解许多人也许对自由、民主、人权在学理上有精到的了解，甚至还同时拥有财富、对公众广泛的影响力，乃至有崇高的政府职位，他们本应负起领导人民的责任以和人民赋予他们的这一切相称，但在面对几乎纯粹的个人对残暴的独裁党国机器之间绝对不对称的战斗时，就远离了注定艰险又似乎笨拙的为自由而战的道路，背弃了自由不可能由人恩赐的道理。他们在远征中脱队了。但是，正义、自由和尊严在人内心点燃的火焰是无法熄灭的，它只会越来越猛烈地燃烧。我的信心是与日俱增。

1994年的时候，我曾回绝了一位同事的邀请，没与他一同参与当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但这个邀请给了我关于律师职业的初步印象。到了1996年底的一次朋友聚会中，我们有好几个议定一起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这最终决定了我以后的职业道路。我是在一个不祥的氛围中开始执业的。1998年秋我开始实习，1999年就发生了迫害法轮功事件，当我看到报纸上不由分说地攻击这个当时我从未听闻的功法时，我对法律的研习让我明白，这是法治建设的灾难，也是司法职业者们的灾难。律师职业若要有别于讼棍的行业，我认为在于律师应有对法治精神——即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价值的充分理解和坚守，这同时也是司法人员有别于刽子手和党卫军之处。对法轮功的公然迫害就这样成为我们整个国家良知和勇气的考验。一些真正的律师为捍卫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有力地为受到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无畏的辩护，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高智晟律师无疑是一位优秀的表率。他在与我们共同经历太石村案后，紧随我们之后也失去律师执照，不久更被捕入狱，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其间遭遇酷刑，多年生死不明，妻儿也被迫流亡海外。在这场尚未终结的考验中，得以胜出的是无数勇敢顽强的普通修炼者。我们这些捍卫信仰自由的声音至今仍淹没在独裁者们无处不在的喧嚣之中。

2000年，互联网开始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为政治自由开辟了一块不断的试验场和战场。在这片处女地上，一直被牢牢钳制的国人开始体验言论自由的滋味。伴随网络覆盖人群的扩大以及网络工具本身的升级和型态变迁，独裁势力与自由人士在虚拟空间里的封锁与反封锁、扫荡与反扫荡、围剿与反围剿也一直相伴交替上升。在黑暗力量一波接一波的攻击中，既有对网络物理空间的监视，压制和取缔，更包括直接对线下人们的恐吓、分化、收买、经济压制乃至直接的拘捕和关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从未放弃的人之一。从早期的BBS、电子邮件，后来是独立网站、网站社区、即时通讯工具、博客、微博、社交及分享网站，到现今的4G移动互联应用，在逐步扩展的网络新疆界上，有许多历尽苦难而初心不改的人，比如因开办“民主与自由”网站饱受迫害的作家野渡、“民生观察”的创立者刘飞跃、“六四天网”的创立者黄琦、以深刻老辣的讽刺网文被捕而名噪一时的女作家刘荻、见解深刻的政论家杜导斌、被中共特务当局设陷迫害的杨子立、张宏海等新青年四君子……难以一一尽述。我们或曾一同战斗，或曾遥相声援．我们是严酷的围剿中走出的一代，无数前赴后继的网民以自由的言说对独裁势力的言论控制进行了坚定的不合作，这场仍在扩大的艰苦战斗已经深刻地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打破了独裁喉舌独占舆论的生态，为下一步的民主化转型创造了机会。

2001年911袭击后，中国的各级法院纷纷开始引入门禁安检，政府人员可以免于搜包及电子探测，律师和普通公民则不能幸免。对律师的职业尊严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屈辱。很快，我写了一封批评这一做派的公开信发到中国律师网上，结果只换来被封锁帐号的回应。这么算来，我第一次介入维权公共事务倒是为律师们维权。这一举动无疑没有达到我的目的，就是到了今天，对出庭律师进行安检的措施仍未绝迹。尤其让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律师界本身为此而明确表示反对的人似乎并不多，能积极采取行动试图消除这一侮辱的人就更少了。至于像我这样无足轻重的人作为害群之马被赶出中国律师网更是不会引起一丝涟漪。

接下来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我久已关切到，早在此案之前，报上曾几度披露过比这更悲惨、更黑暗的事件，都没有撼动暂住证制度和收容遣送这一暴政的根基。或许，这次不同的是，互联网的介入改变了事件发展的模式，开启了新的进程。当时，一位著名的网友东海一枭迅即发起了一个废除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的公民联署呼吁。我受邀担任法律顾问，我就文本提出的修订意见得到不少发起者的认可和好评。后来，我看到报纸发布消息，称许志勇、滕彪、俞江三位法学博士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政府突然宣布废除强制收容遣送制度。这次战斗固然没有取得所期待的完全胜利——全面调查这一暴政的罪恶，并废除之。事实上，中共当局回避了任何历史调查，连对孙案本身也是草草了结，顺便还以他种事由拘捕和重判了率先报道此案的南方都市报的两位领导者。这种掩盖真相、回避责任的做法是不可能有未来的。所以，每次我看到中共当局不时煞有介事地批评日本右翼势力回避二战侵略丑史和责任的恶行时，总是感到十分可笑，在歪曲及随意篡改历史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共这么做，显然是一百步笑百十步了。不过，毕竟在这一事件之后，许多人的生存状况从此改善了，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却像逃奴或偷渡客一样惶惶不可终日的状况多少没那么严重了。

2004年，我担任东莞兴昂鞋厂罢工事件被捕工人屈朋涛（陕西商洛人）、刘具飞（湖南新宁人）的辩护律师，因同台辩护的缘故，还认识了高智晟律师。在这个案件中，我首次遭遇中共特务的公然阻挠。当时，我所在的律师所要开办东莞分所，我作为分所负责人却无法迁册东莞，后只好仍回广州注册，东莞特务当局的人甚至恬不知耻地公然要求我停止办理案件，被我拒绝了。2005年太石村案件期间，出来扮演这种角色的竟然是司法局的官员。这一次，终于让特务当局失去了耐心，作为对我们的报复，2005年11月21日，与我一同办理此案的郭燕律师都被停止了律师合同，后来虽经多方面努力，我们终未能恢复执业。太石罢免案的主要协调人和推动者郭飞雄则为此而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性格坚毅的独立人大代表吕邦列。

在那些年代，为人权事件进行联署呼吁是一种很常用的行动模式。它能够阐明呼吁者对某一事件的立场，还可以作为动员民众的一种方式，又促进了各方人士之间的团结。我亲历过许多这类事件，如刘荻案、师涛案、力虹案、胡佳案等。这里有两件事值得略加说明。一是香港反二十三条立法期间，杜导斌先生发起了一个声援的联署声明，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内地民主人士首度声援香港。我为文本提供了一些修订意见并被接纳。在这事之后不久，杜导斌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到2010年。另一件是当时鉴于中共特务当局加大对网络自由力量的打击，多次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迫害网络作家，我们一些律师界同仁领衔发起了一个敦促中共当局废除这一钳制言论自由的恶法的公开声明。同许多类似的经历一样，中共当局并未作出任何善意的回应。

在第一个十年中，我看到也亲自体会了中共特务当局对民主和人权活动人士的种种迫害手法：关闭网站、封锁网络帐户或切断联线；切断个人甚至家庭的收入来源；非法地驱赶、窃听、跟踪盯稍和监视；任意地抓捕和关押、酷刑乃至重判。不少人在轮番上阵和不断加码的威胁利诱或生活压力下淡出了战斗的前沿，也有人通过重重考验，坚持了下来。我们仿佛处在一个无物之阵中，我们孤独的声音总是被黑暗的无形之墙隔断。这是由领取人民俸禄、可以随时调用政府的人力、技术和物资优势的巨无霸般的中共特务当局，与独立为生、自行负担费用并承担几乎全部风险的自由战士个人之间的一场战斗，是一场绝对不平衡的比赛。2005年的停牌对我是个严重的考验。我们的收入大幅下降，当时为避免特务驱赶又用积蓄买下了房子，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甚至为了5元钱的门票大费踌躇而不得不减少好些公众活动。我们从事的所有这些公众工作，花费全部是由我们本人负担的。那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小家庭主要靠我太太并不优厚的工资生活。为了摆脱困境，我翻译了甘地的一本畅销书《健康指南》，到处联系一些朋友，问可否出版这书以及我本人的一些作品。我当然不便向外界提到我的个人困难，我认为这是需要由我自己解决的。四处碰壁后有一位朋友直率地告诉我，由于我没有名气，这些译作和作品是很难出版的。我之所以选择翻译本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的。这让我只好停止继续翻译《印度自治》等作品的计划。至今，我也还没有看到这些文化珍宝被引介进来。

艰难的时刻终究是挺过去了。更出人意料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共特务当局的打击反而催生了2006年9月底发起的公民不合作运动——赎回选票行动。这一行动还得到老一辈民主人士任畹町先生的襄赞，他毫不犹豫地愿意担当发起人之一。这一持续到2008年初的行动就此开启了我社会公众生活的下一个十年。在前面的十年里，我已深入思考中国民主化的战略选择，也曾就其中一些问题在网络论政中与一些人士交流过。八九年的大屠杀，使一些人丧失了对非暴力的信心（其实，我敢说，与其说他们的信心消退了，不如说他们从来未曾拥有这种信心来得更确切），另一方面，又没有可行的武装革命的手段和现实空间，加之在九十年代以中流砥柱之态逆势挺进的王炳章、胡石根、查建国、徐文立、王军涛、刘贤斌、秦永敏、张善光、陈西、王有才等为代表的人士尝试打破政治结社的坚冰，无一例外地遭遇残酷镇压，这一新的重大挫折无疑在许多丧失了方向的人们中加剧了战略虚无主义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从来就认为中国民主化的战略不仅必须，而且是可能的。它独特的困难之处在于在一个共产极权的国度里，在独裁尚未松动或瓦解，有时甚至恶化的条件下，如何启动民主化转型以及如何实现民主化。然而，前人每一次伟大的尝试，不论成功或者挫折，都为我们未来的选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八九年大屠杀的鲜血让我更坚定了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决心。就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内在趋势而言，民主化是难以抗拒的潮流。今天的世界，民主国家在数量上已占绝对优势，独裁国家已经风雨飘零，所剩无几。同属华人世界的台湾已经在民主化方面成就斐然。尽管看起来有许多困难，建立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中国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没有农夫播种、浇水、施肥、除害，风调雨顺也并不会让土地自然地结出丰硕的果实。一个适当的民主化战略才可能为这个国家开启无限的未来。经过多年不断思考、寻找、验证、实践，我认为公民不合作运动就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一开始就没有挖空心思去寻找时新的命名来描述这一战略而直接借用了甘地等人创始的名字。公民不合作具有开放和多样的形态，以及广泛的适用领域，很容易适应多中心和非集中式的推动方式，从而在极权社会中能创造民主力量生存和发展的可能。另外，即使一个人对这一思想和战略体系一无所知，也完全可以通过甘地、小马丁∙路德∙金等广为人知的典范或诸多社会运动的研究著作获得如何推动民主化的实用方法，而无须借助特定的渠道，这一过程也合乎民主与自治的内在涵义与要求。每个接受了公民不合作理念的人，自然成为自由的火种，这样的人之间即使毫无个人交往，在需要时也能很容易建立紧密无间的合作。

不像有些谬误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没有这样的传统。古人所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及其丰富涵义与非暴力理念多有相合之处。颇有中国式不合作纲领的伯夷、叔齐则被王阳明先生列为与文王、孔子同列的圣贤。历史上类似的人物还是不少的。一个好的战略应该是民众身边熟悉的事务和行动，易于理解和参与。这有一个现成的例证。法轮功遭遇迫害后，许多修炼者不避艰险，以各种创新的形式自发进行了“讲真相”运动，相当成功地抵消了中共喉舌误导下所形成的对法轮功的很多偏见。

2007年4月26日，就在邓小平发布其杀气腾腾的“4∙26”社论的日子，我启动了第二个行动——“六四”静思节行动，以此作为我个人向“六四”十八周年的献礼，同时，试图通过这个开放而富有前瞻性的行动将八九年所遗留的自由火种激活起来。我不是长于沟通和联络的人，我所期待的积极进取的合作精神也并未自动涌现，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目的远未达成。然而，对行动的目标——让“六四”成为一个国家法定纪念日——的实现，我是毫不怀疑的；它只是或许不是完全按照我设计的路径实现而已。

2008年颇多收获。年初时，我在张辉等人所提出的“林昭死难四十周年祭典”草案的基础上发起了“四二九林昭日”行动。在我倾力推动的各项工作中，这一行动取得的成果（如历年现场与线上参与的人数；行动对象参与者带来的持续影响；行动对社会的重塑等几个方面来看）是最让我满意的。要知道，这些成果是在没有任何组织支持，没有任何财政支持，也从未向公众募款（这并非有意自我设限而是实际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而且，在这一行动诞生和壮大的七年中，中共特务当局的打压措施是迅速跃升的，从起初的现场监视和骚扰，大范围软禁到无差别的任意拘押。这为我提出的“让自由成为习惯是破除专制的秘诀”这一论断提供了另一个例证。基于同理念设计的“六四”静思节行动本可预期有更大的成效，但或许上帝有自己的安排，非人力所能测度吧！这里不能不提到朱承志先生，我个人认为，他对这一行动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到目前为止是无人能及的。可惜的是，我现在身陷牢狱，不知何日再有机会与这些勇敢者在林昭墓前聚首。

林昭作为非暴力的殉道者的意义尚未普遍为国人理解和接受。墓碑上她的遗诗是其心迹的剖白：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4∙29林昭日这一命名正是要彰显其意义，林昭日行动则是对林昭为之殉道的自由理念的践行和发扬。在追求自由、民主和捍卫人权的道路上，还有许多殉道者，他们的血尚被历史的灰尘掩藏，如遇罗克等。这宝贵的财富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和继承，只有他们厚重的生命献祭才托起我们光明的未来。

2008年的世界人权日，我们首批303名海内外华人联合发布了《零八宪章》。这一文本扼要回顾了中国人追求宪政的历程，并展望了一个新的政治愿景。宪章发布后不久，作为主要推动者之一的刘晓波先生被捕入狱，在一年后被重判十一年。我相信，中共特务当局的倒行逆施完全无损于这一行动的历史地位。

在这一年，还有一件插曲是不能略过的，以前我一直没有对外公开过。5月12日，四川发生了汶川大地震，灾情十分严重。我听闻消息后当即向朋友们发出呼吁，希望大家各展所长，支持或投入赈灾。当时，我们还在被特务当局的经济扼杀中尚未喘过气来，无法进行经济上的支持，我正好没有了朝九晚五的束缚，倒是可以去现场做一些义工工作，只是在等待合适机会。作为公民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者，我明确反对通过中共操控的GONGO进行伪善活动。救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这类伪慈善机构的麻木和腐败在善良的人们心理上造成了一场同样的地震。在后来的几年中，已经难以被蒙蔽的人民通过拒绝向这类机构捐款的不合作行动抵制了这些GONGO，但还不足以促使中共当局完全开放真正独立的公益NGO机构的生存空间。

很快，参与救灾工作的机会来了。广州良人教会王岛牧师（良人教会后来受到迫害，王岛被囚一个多月，后他们一家避难美国）的夫人是一位幼教专家，开办了许多幼儿园。他们很快在灾区建立了针对失学儿童的帐篷学校。由于许多志愿者只能提供不到一个月的服务，这不利于稳定常在惊恐中的儿童的情绪，他们开始广泛征集能服务一个月以上的义工。我很喜欢孩子，而且似乎有一些与他们打成一片的天赋，虽然十分渴望，我们夫妇却一直没有孩子，暂时没有无法脱身的负担，所以我与我太太商量后决定去支教半年。在教会的帮助下，我迅速按要求买好了机票、防水垫、睡袋，准备去灾区。谁知临到起飞前一晚，广州市公安局长期负责盯梢我的警察找到我，声称奉上级命令不准我去灾区。我据理力争，并愿意向他们承诺我仅仅从事支教工作，不会从事令中共特务当局担忧的事——比如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从事灾情调查等。当然，他们并没有权利来干涉我从事何种援助灾区的工作，但真诚地出于服务灾区人民的意愿，我甚至愿意向这种无理的要求让步。来的警察似乎接受了我的意见，他声称他本人无意阻止我去。可到了第二天，他们仍然阻止了我。后来，我听到回来汇报灾区见闻的教会支教义工讲到就在我原定到达帐篷学校的日子，四川大批警察去包围了学校，拿着我的相片搜寻我，问我是否到场。类似的场景以后在乌坎封村时又出演一次。不久之后就发生了对广州良人教会的迫害案，未尝不是由此而引发。这就是中共特务当局积极从事的“救灾”工作。

这一年我还另参与了一些颇有意义的工作。如滕彪博士发起的为藏族同胞辩护的声明。在赎回选票行动推动的初期，遭遇打压，滕彪和上海作家小乔女士撰文声援，显示了他一以贯之的襟怀。在推特上，我参与发起了民心片行动，号召大家给被囚的民主人士写信或明信片表达感恩、鼓励和支持。每个曾经的良心犯都能体会到狱中来信的重要支持作用，大量的这种信件更能成为弘扬民主价值的一个特殊渠道，安排得宜的话对参与者并无太大负担与风险。可惜的是，就我观察所及，这个行动并没有成熟地运作起来，参与推动的人很少，写民心片的人也不多。

2008年还作为维稳费超出军费的元年载入史册，我称之为这是中共当局向人民宣战，此后用于压制民众的维稳支出一路高歌猛进，并无回头。

就在我越来越多投身于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时，很惊喜地发现了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普先生，他克服艰苦的条件，以卓越的研究填补了非暴力理念到社会政治革命的具体路向之间的许多空白。要从甘地或小马丁∙路德∙金为数不多的简体中文译本中寻找出适合中国的道路，这对许多中国普通读者来说是个不可能胜任的任务，而有了吉恩∙夏普先生如同技术说明手册般的著作，一个有着中等教育程度的研修者很容易就可以明白公民不合作运动的力量所在，也不难找到适合自己实施的方法。通过夏普先生网站的介绍，我还得以接触两位卓越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马克∙帕玛和罗伯特∙赫尔维——的有着同样优点的著作。在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时，我总是建议人们先学习这些著作以作为知识基础。

2009年夏天，我们常常一群朋友身穿民主自由文化衫出现在游人繁多的白云山。这是将自由民主的文化元素带入日常生活的一个举措，参与行动的许多人受到特务当局多方骚扰。7月19日这一天，我们更是十多人被留置在白云山公安分局8小时，被非法强行收缴了身上的衣服。王清营还为此失去了大学的教职。这个行动的理念和方式却得到了传扬。同年10月1日，我启动了一项个人性的公民不合作行动——五千天告别专制倒计时行动，方法很简单，就是通过自我展示平台播发每天的倒计时数，从2009年10月1日开始。每个认同这一行动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转发，或者根据自己内心的呼声启动自己的倒计时。这将给你信息覆盖范围内的人们不容回避的挑战，同时也激励你自己来面对这一挑战。你所认定的时间不必与我一致，关键是采取这种做法。在推特上，我常发出倒计时，国内所有我这个内容的网络平台都迅速遭到封锁的命运。我注意到避难海外的陈光诚先生会不时转发。我很高兴能有他这样勇敢和智慧兼备的斗士在这个行动中做我的知音。现在即使身在囚笼之中，我仍在继续这每日的功课。我们对自己进行革新的内在努力，必须丝毫不能少于对社会进行革新的外在努力，否则，告别专制是不可能的。正如甘地所说，首先要改革的，正是改革者自己。只是不知是否有人在外面拾起我落下的接力棒？

很难有一个战略不和民众的切身生活发生密切联系而可以取得成功的。所以，2009年以后的几年中，我陆续发起了涉及劳工权益的“我的583行动”、“废除户籍隔离行动”以及“普惠制基本养老金行动”。“我的583行动”针对的是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在GDP中占比过低而提出的一个增加工资收入的方案，09年时提出的标准是5天工作制每天八小时月可得收入三千元，因此得名“583”。“废除户籍隔离行动”则以政治、社会经济平权为目标，指向户籍隔离这一中国独有的歧视制度。“普惠制基本养老金行动”是以中央财政覆盖全部老龄人群并提供至少基本生活线之上的养老金为诉求。这三大行动的内容紧密关联又各有侧重，涉及绝大部分人口的直接利益。只是就在我打算逐步将全部精力集中到这三大行动上来时，2014年5月我就被捕了。

2010年下半年开始，席卷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让不少专制政权纷纷垮台。2011年初对中国的波及是引发了中共特务当局对国内民主人权活动人士的大搜捕。从2月初开始，我和许多朋友被囚在番禺南大路的广州民警培训中心内，关押时间最长的除我之外，就数袁新亭以及孙德胜（2013年8月，他再次被捕，与郭飞雄同囚于天河看守所）了。我在关押期间，每班二至四个警察，一天三班24小时没有一分钟间隔地连续审讯，三四月份就在这样刑讯逼供的地狱中度过。8月份，我才被释放并强制押送回湖北。就在我被关押的这段时间，特务当局还将我太太关在我们家中，将我的家变成了他们的临时监狱，引发了她严重的抑郁症。这些为恶的人也许至今还在轻蔑地对上帝说：“我手作恶，谁来报应我呢？”

习近平当权后，从2013年开始掀起了更大的镇压狂潮，范围和力度远超过2011年，妄图扭转民主化的浪潮，但是，他或许不知道，黎明前的黑暗终不能阻止光明的到来。

这些年来，我只做一件事，就是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促进自发的公民不合作的增加；二是促进自发的公民不合作的提升；三是推动自觉的公民不合作运动，带来民主和自由的中国。公民维权实践的多发扩展和蓬勃兴起，催生了自发性的公民不合作行动的无数活的源泉，并日渐汇流成浩荡之势，这是我积极投身于人权捍卫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头一个十年中，在维持个人生活之外，我业余时间大多用在了前两个方面的工作。在后一个十年中，我逐步将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投入到这三个方面，而且越来越集中于第三个方面的工作。今天，我自己对所做的一切的评价，只是愚公移山挖出了第一锹土，如精卫填海投下了第一颗石子。我才刚刚开始，就遭遇了这场审判，但乌鸦的翅膀毕竟遮不住朝阳的光辉。

我们所相信的，以及我们努力行出来的，都力图公开在世人面前。从一开始，我就确信，公开地、光明地、自豪地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是我们走向民主、走向自由、走向有尊严的生活的捷径。在这个过程中，就建立了公民之间的爱、信任与合作，为国家奠定了自由的根基。肯尼迪在柏林讲到：“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民主国家）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离开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我们虽屈身高墙之下、镣铐之中，心灵却在自由地徜徉；有人虽出入随意，行止自专，心灵却萎顿在独裁者权力意志的铁笼之下。你心中的柏林墙，何时开始倒塌？

“六四”屠杀蒙尘二十六载的鲜血还在流淌，可曾击中你的心房？维权者绝望和痛苦的呻吟，可曾模糊你的眼睛？新疆大地点点燃起的烽烟，可曾灼痛你的心田？百余藏族同胞点燃自己为火炬，可曾惊醒你的痴迷？如果你们没有醒来，但愿你不要落在沉默的诅咒中去。我们虽然被扼住了咽喉，我们仍要呐喊，因为我们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第二章：法理部分

从法律的字面含义和逻辑推理来看，广州市中级法院似乎对本案拥有管辖权。但是，合法而正当的司法管辖权首先要来源于合法、正当的政权，这是其政治属性，若执政当局本身不合法或丧失了正当性，则司法管辖权亦无所谓合法和正当；其次，在法治的意义上来说，有效的司法管辖权意味着审判仅仅依据法律对讼争所涉问题作出自己的裁决，而且这个裁决结果能得到政府权力中的其它部门（立法及行政职能部门）的服从。从司法管辖权的两重本质含义上考察，不仅广州中院，整个中国大陆并无任何法院对我们被控一案拥有管辖权。

在中共政权各种口径和形式的自我辩护中（这种不断进行辩护的行为本身其实暴露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困窘），总是着力于强调其取得了政权（确切地说，应是大陆的治权，因为中华民国并未消失，且其治权仍及于台澎金马）这一事实，而多回避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问题。“成王败寇”式的辩护，本不足深论。若这种论证是恰当和充分的，它就否认了中共自身“共产革命”的合法性，殖民统治和侵略征服也并无任何不妥了。万一在“蒋、日、我，三国志”（毛泽东对中国内战前政治局势的描述）的结局中是日方胜出的话，这番理论岂不是就成了日本侵略者的拥趸了吗？

自中山先生首倡共和，满清即覆，继之张勋复辟和袁世凯帝制自为迅即败亡之后，或许至今仍有人不愿意承认，中国自那时起已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与以前皇权历史截然不同之道统，我认为其核心观念是天下为公和民主共和。这一道统的力量体现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上：即使是武装夺权的中共，也几乎从来是以中山革命的继承者自命，而不敢以其颠覆者自傲。但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才是中共政权的真正的道统，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共产主义以游荡在欧洲的幽灵，落地成为席卷几乎整个人类的运动。古语云：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百年中的前五十年是共产国家纷纷建立的一个阶段，毁灭性的内战、大饥荒、大清洗和大屠杀成为几乎每个共产国家的标准模式。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共产国家的改弦易辙，已经正式宣告了这一意识形态体系的全面失败。今天，中国、越南、古巴和朝鲜成为仅存的几个尚未公开放弃共产主义的国家，但事实上，中国和越南都已经通过跛脚的经济改革的形式放弃了共产主义而代之以一种垄断政权为唯一目的的机会主义（或按中共自己的说法叫“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这就是在共产主义即将最后谢幕之际，中共政权道统上的实相。四九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则完成了中共政权的加冕，构成其法统基础。产生这一纲领的会议以及共同纲领的合法性、代表性及正当性可留待政治史学者们去研究。在一开始，这一文件就与共产主义政权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理论和实践（也包括之前中共统治区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实践）有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一届政府的任期内，中共就全面背弃了这一纲领，至今也没有显示回复到纲领确定的轨道上来的迹象。因此，以道统和法统两方面看，中共政权即使不是完全非法的政权，至少是在双重的僭主政治之中，其司法管辖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又如何呢？

在我们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中，讼争的问题是什么？是关于我们是否发表过指控中所说的观点，是否做过指控中所提到的事吗？是关于这些事是否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吗？这些根本无须争论，更无须公诉人浪费大量人民血汗来证明。我的思想、观点、我的工作、乃至我对同胞民众发出的呼吁，都是公开在世界面前，反而是中共特务当局一直在竭力强制消除我的思想，阻止其在人民中的传播，甚至阻止其公开，就连今天的审判，也无非只是这种阻挠行为的一环而已。我的观点很清楚，如果一个政府通过其一连串的行动明确告知其人民，发表和平的观点都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话，从道义上来说，这种统治就属于应当被颠覆的暴政。这样一种非法和不公正的政府，即使对我处以严厉的处罚，我的肉体或许不能保证坚强（事实上，2011年我在中共特务当局的酷刑下失败过，甚至被迫写过悔过书），就我的良心和理性来说，我将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所认定的责任。

我们讼争的真正问题是：公民是否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观点，哪怕这些观点与权力当局的观点不同？公民是否有权利以与他人通信或当面交流的方式分享自己的思想或某种学术成果？以及，公民是否有权利对不合法的和非正义的政府行为进行不合作？公民是否有权利倡导民众追求有尊严的、平等的和幸福生活的权利？或者说，公民的信仰、言论、人身自由、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是否应该，是否能够得到保障？政府的权力和这些基本自由之间的合理边界在哪里？法院是否有权力划出这边界？

尼克松总统在牵涉水门丑闻——在竞选期间对竞争党派实施窃听——而被迫辞去总统职位一事，为我们提供了司法管辖权的一个样板。在我们这里，不要说总统去职，连一个警察甚至受他们指使的保安都不会受到影响，反而却有一大批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以及其他侵害人权犯罪的公职人员已经或即将获得奖赏或升迁，以我们的鲜血染红他们的乌纱帽顶子。以下每一件事实都清楚地揭示了发生在我们这里的所谓司法管辖权的真实状况：中共政权有任何一级法院可曾在任何时间，通过任何一个案例或规范文件对前述任何一个讼争问题表明过自己的立场或作出裁决吗？是中共政权六十年的历史从没遇到过这类争议吗？是从来不曾有法官有知识和能力识别这些争议吗？事实是，我们因发表和平和顺应人心天道的政治观点而被控罪；事实是，我们拒绝中共特务当局明示或暗示的要求，拒绝离开自己的祖国，而宁愿面对牢狱，只因为我们固然珍视自己的自由，我们更希望自己所有的亲人，自己的国家同得这自由；事实是，我们未经任何法庭审理就已被监禁超过一年，而且并不知会在没有任何司法判决的情况下继续关押到何时；事实是，早在被拘捕多年前，我们已生活在中共特务当局的监视、窃听、跟踪、骚扰及不时的任意拘押当中，什么样的政府有权利如此公然地以间谍手段对付和平的公民？事实是，在我们的危险处境引起了国际外交界和人权界的广泛关注，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向中共政府指出对我们的关押属非法的任意拘押之后，我们的境况也并无任何改善，反而在会见律师权利方面有所恶化。如果一个“司法”对这些事实无所管辖的话，它是自我宣告了它对我们的案件没有管辖权。

丹宁勋爵在《法律的正当程序》中指出：“每一个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假如它被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因此，司法过程中司法者的具体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正当性是司法正义的生命线。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案件的一些程序。首先就拿立案来说，我们中有任何人是因为任何时候我们的任何行为侵害了任何人的利益、或社会安宁、或公序良俗而被人告发的吗？如果有这样的告发者或受害者，这人没出现在控方的证人名单上吗？还是由特务机关的秘而不宣不可告人的程序而作出的立案决定？这个过程以及它的依据不应该接受司法审查并由被告及其律师提出质询吗？

法庭一方面声称这是公开开庭，另一方面却以十分可笑的技术性理由将案件在一个小小的法庭举行，这与当局的控告的严重性相称吗？为何广泛关注本案的国际媒体、外交官们、人权机构和国内外活动人士尽管多方和及早提出旁听申请却仍被拒之门外？甚至被告的亲友中的绝大部分都不能入场旁听？在这场审判中，谁最像罪犯一样羞于见人，害怕光明的一方？若我们有罪，不正应该通过向国际国内的一切公众展示有说服力的证据和公正的程序以便使过当其罚以警示众人吗？若我们无罪，不正应该昭告天下以示司法讼正无偏，足为国之柱石吗？审判者如果在公开开庭这么一个小节上都无法展示信心与公正的起码姿态，而屈服于长官甚至特务的意志，怎么可能指望他在前面那些尖锐的争议上作裁决呢？

本案控方使用的我本人的笔录是2011年2月至8月被广州市公安局关押并通过刑讯逼供而取得的。因此，我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并向检察院提出控告，追究笔录上可显示的警员以及其直接领导者的刑事责任。控告信也提供了清晰无误的取证线索。可是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谁曾依法调取过这些证据？传讯相关人员接受质询？在与此相关的一个退查中，荒谬的是竟然由涉事单位广州市公安局出具一份这些涉事警员及其指挥者无罪的书面声明。我倒觉得你们有个不那么拙劣的选择，因为在这些笔录的末尾，一般都有并未遭到刑讯逼供的内容，直接引用来作为搪塞之辞是不是看起来更完美些？

在这么长的关押期间，绝大多数时间我们被禁止会见律师，近期还发展到与律师会见前被强制脱光衣服检查，以及被阻止写书面文件交付辩护人，连律师会见室的格局都重新调整，当事人坐的老虎凳被固定到远离律师的靠墙一侧，从效果上看似乎是防止律师向当事人出示控方证据。我们与律师的谈话被窃听并被特务立即用来作为对付我们的新弹药（好在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秘密可作为真正于我们不利的证据），这些行为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我们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完全违反了政府应保障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交流之秘密性和方便性的基本守则，事实上从根本上摧毁了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地位。

此外，由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存在各种随意性条款，不同阶段的程序几乎可以随意倒流和反复，审判完成之后亦可退到侦查阶段，各种期限也不具有刚性，这些完全违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行为成为普遍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大陆的刑事诉讼程序已经被广泛滥用为另一个不经审判和司法审查的惩罚程序。在正式定罪之前，一个人往往已经被关押六个月到一年至二年，长的有三、五年甚至八年的。案件尽管迁延不判，却很少改变当事人羁押状态，甚至取保候审也极为罕见，无罪判决就更是凤毛麟角。若法官确信必须关押，当迅速作出有罪判决；若不确信能定罪，应作无罪判决或至少取保候审。事实却是，司法判决往往只是对这种惩罚的一种追认形式而已。

这一切操作手法看起来更像是参与其中的各机关和公职人员合谋的一种法外酷刑。这里说“法外”不是说这种操作是超出刑事诉讼法的，而是指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滥用。这种滥用是在立法阶段就未曾着力去避免和消除，甚至有意保留的。它比刑法正式规定的刑罚严酷得多，因此，法外酷刑是一种客观描述。一个人若被正式定罪，按照法律，尚可以定期与亲属见面、通信，生活的空间大致可达数百平方米或更多，饮食营养和日常卫生条件、文化与信仰生活的便利也更有保障。普通刑事犯还可以有减刑和假释的机会（一般而言，政治犯不论是否被控以政治罪名，往往被无端剥夺了减刑和假释的权利），但是，若是在未定罪之前的关押状态下，则反而会被依规或违规地剥夺掉更多的权利。与定罪者相比，除了同样几乎普遍存在的无报酬强制劳役外（这些劳役是商业性劳动，产品用于市场流通。囚徒无报酬，其个人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准也基本不因从事劳役而改善），还没有机会计算减刑，许多人很轻易就被剥夺通信权（其实这些通信都是在当局的严密监视和审查之下），更被彻底剥夺了与亲属见面的权利。看守所经常是二十多人关押在仅二十多平方米的密闭仓室里，只有一个厕所，一个冷水水龙头。很多普通市民的客厅就大约是这个面积，你可以想象一下二十到三十个人在你家中客厅（还需要辟出厕所以及堆放被服等的空间，而且并未使用上下层的架子床而直接睡在地板上）长期密闭生活的场景。在这里，看见阳光、云朵、月亮、星星乃至一颗绿草都将成为奢侈的享受。这种摧残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难以想象的。要在那么长甚至你不知道多长的时间内面对这一切，我希望有更聪明的人指教我以“法外酷刑”之外的词更恰当地描绘它。

这一切如果只是发生在我们几个人身上，或许还可以找到遁辞，称这是偶尔的疏失，或所谓仅针对少数限定的案件。但是，我多年律师生涯及作为人权捍卫者所见，以及这一年多的囚禁中从身边直接接触过的百多名各种各样的囚徒的经历中所闻，都让我确信这一切并非偶然和偶发，而是惯常作法。

无论有意或无意，只因卷入生活漩涡中的人们以不问是非善恶的态度积极地履行不假思索的螺丝钉的角色，邪恶的机器才得以肆行无忌。当一个人恢复了作为人的自觉，选择远离邪恶，自然就体会到善之力量。这是人类历代先贤反复验证的生活真理，也是我自身的经验。每次选择的时候，就像一场审判一样，善与恶的力量在人心中交战，等到你作出裁决，你是站在邪恶的一边，还是站在正义的一边，这样，我们或是积累自己的罪愆，或是日益走向纯粹，直到我们向自己的良心、向历史、向上帝的审判交帐的那一刻。

刁恶畜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

2015-07-23 21:08

刁恶畜以毛恶畜的风格走邓恶畜的路线。——鲍彤


曾任赵紫阳的秘书和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的鲍彤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如此分析刁恶畜的施政思路：在政治上，刁恶畜要加强裆中央的集权，要把流失到地方的权力收归裆中央，改变此前“政令不出终烂海”的局面。在文化上，刁恶畜要加强对文化的控制，包括对文化、思想、教育和舆论的控制。对整个社会，刁恶畜要加强党对社会的治理，也就是说要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权威。

而在经济上，刁恶畜当然不希望回到毛时代的计划经济。首先，他不可能说服全体中国人再一次过那时的穷日子；其次，如果中国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就无法支撑他在国际上争霸的野心。所以，刁恶畜希望中国的经济奇迹继续保持下去，希望在一党领导之下来造成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如鲍彤所说：“这个市场是自由的，但这个市场一定要服从党的领导。”

我非常赞同鲍彤的这番分析。在我看来，刁恶畜心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文革梦”。这里的“文革”，是狭义上的“文革”——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就只是一场局限在文化领域的“革命”，而不对经济领域伤筋动骨。换言之，在经济领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权贵资本主义原封不动；而在文化领域，一定要夺回八九以后失去的“笔杆子”，来一场全民大洗脑。多年前，我曾经批评余秋雨是文革余孽，在中国文坛引发一场反思风暴。如今，我更意识到，余秋雨其实算不上文革余孽，真正的文革余孽是刁恶畜。

焦裕禄是刁恶畜的救命稻草吗？

刁恶畜视察河南，过包公祠而不入，因为他不敢像包拯那样拿自己那坐拥亿万财富的姐姐、姐夫开铡；他偏偏去毛恶畜时代塑造的“好干部”焦裕禄的纪念馆，接见焦裕禄的子女，并跟基层干部“深情”回忆说，“学习焦裕禄时我上初中，当时政治课老师读报，读着读着便哽咽了，听着听着我们也流泪了”。此后，在给两百名县委书记上课时，他再度要求这些“土皇帝”们向焦裕禄学习。

刁恶畜的眼泪跟温家宝一样多，温家宝得把影帝的金像奖让给刁恶畜了。毛恶畜时代，少年刁恶畜无家可归时的眼泪，可能是真的；可是，在无官不贪的今天，刁恶畜想让共畜的党员干部学习焦裕禄的两袖清风，为焦裕禄的故事而落泪，无异于缘木求鱼。

“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于国际媒体上报道的共畜太子党在海外储藏巨额财富的消息（也包括习家在内），刁恶畜不作解释和澄清，甚至下令将数百名呼吁官员公布财产的民间人士抓捕入狱，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既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家人个个鲜衣怒马、富可敌国，又岂能让基层官员心甘情愿地啃红薯？

焦裕禄纵有通天的本领，从坟墓中起死回生，也救不了腐败透顶的党国。那么，刁恶畜为何还要如此卖力地号召大家学习焦裕禄呢？用作家冉云飞的说法，这是一种比傻的制度和文化的体现。“有人号召你学雷锋，他从来没学过，你知道这个是假的，但你要装着学，因为不装，利益会被剥夺。有人要你学焦裕禄，你知道这个完全没有用处，纯粹是道德表演，可是你还是要翩翩起舞。总统是靠不住的，必须靠良善之制度，而不系于充满讳饰的道德表演。”刁恶畜大概不会愚蠢到以为大小官吏真的去学焦裕禄，他只是借此观察奴才们对他究竟有多么忠心；即便不是真的忠心，至少也要一起全身心地入戏。

刁恶畜口头上倡导焦裕禄的劳模事迹，骨子里却学的是雍正皇帝的雷霆手段。雍正继位后，杀贪官，打老虎，批阅奏折，不舍昼夜，设置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也算是雷厉风行。刁恶畜的一系列作为与之何其相似。难怪吹捧雍正、热爱专制的历史小说家、全国人大代表二月河表示，中国有需要像雍正那样的铁腕人物来匡正时弊，使中国能够沿着“中国梦”这个健康大道向前迈进。“有人说习像雍正，我对这种说法不表异议。”

雍正皇帝解决不了专制体制内在的毁灭机制，刁恶畜学毛恶畜炮制“精神原子弹”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有一个笑话说得好：诸葛亮临终前，交给阿斗一个锦囊，嘱咐他在危难时打开。不久，曹军大兵压境，阿斗打开锦囊，取出四张画像，是刘关张和诸葛亮的。还有封信，两个字：“挂了！”阿斗顿悟，命人将画像挂在军营，以为天天焚香叩拜就能克敌制胜。谁知敌人势如破竹，蜀汉灭亡。阿斗被俘后，向司马懿提起此事，询问为什么丞相的锦囊妙计没有发挥作用。司马懿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对他说：“诸葛军师的意思是，他们四人全挂了，都没保住社稷，何况你这蠢货。”

从刘阿斗到习阿斗，中国的历史循环往复无穷尽。

戚本禹为何赞扬刁恶畜？

刁恶畜在意识形态上急遽左转，薄熙来倒台后一度受挫的左派再度喜出望外，就连一些闭关修炼的毛朝旧人也蠢蠢欲动。前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接受香港《明报》采访时，表扬刁恶畜反贪反腐，呼吁刁恶畜“好好学习毛恶畜，重走毛恶畜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八十三岁的文革余孽戚本禹，早已隐身在历史幽深的隧道中，中国的年轻一代没有几个人知道他那拗口的名字。不过，当年他可曾经炙手可热、呼风唤雨。一九六六年文革潮起，因受毛恶畜赏识，戚本禹先后出任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共畜裆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等要职。作为文革导火索的《五一六通知》，戚本禹是起草人之一。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他宣布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是大毒草，并致遇罗克于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被宣判死刑。

爬得越高，跌得越快。共畜高层斗争瞬息万变，当文革极左派挑战军方受挫后，毛恶畜立即将戚本禹抛出来作替罪羊，亲笔批示戚本禹为“坏人”和“小爬虫”。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戚本禹被裆中央宣布“请假检讨”，直接被送进秦城监狱。在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而被关押十二年后，才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依法逮捕”。三年后，他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对毛恶畜而言，戚本禹是一张用完就丢掉的厕纸，对其可谓无情无义；而对于戚本禹而言，毛恶畜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帝，永远要五体投地、山呼万岁。这就是最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对于十八年的大牢生涯，他无怨无悔；对于害死遇罗克等反对文革的先知的恶行，他更是没有丝毫愧疚之心。

跌入尘埃三十多年后，戚本禹再次开口议政。除了炫耀当年曾向习仲勋汇报工作之外，更是称赞刁恶畜可能为成为“毛恶畜第二”。戚本禹说，刁恶畜学毛恶畜著作是下了工夫的，“他随口就能背诵毛恶畜的名言，如果不好好学，是不可能这么背的”，“刁恶畜如果真能把中国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扭转到社会主义道路上，那他就是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就会成为毛恶畜苦心营求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他是毛恶畜第二”。

而以民间左派领袖自居的张宏良则透露，早在刁恶畜上台之前，戚本禹就在一个左派聚集的场合，“指着在场的几个同志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支持张宏良，张宏良的任务就是支持刁恶畜顺利上位。目前对于左派来说，支持刁恶畜顺利上位是头等大事，只要刁恶畜能够顺利上位，就是左派最大胜利。”

对于刁恶畜的本质，左派看得比右派清楚。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民间自由派“公知”对刁恶畜抱有无限期待，认为其集权的目的是为了改革，没有权力，如何改革？但是，经历了共畜残酷的党内斗争的戚本禹，早已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看出了刁恶畜的梦想是做毛恶畜第二。

刁恶畜为何出席邓力群的葬礼？

据中国官媒报道，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七日上午九时许，刁恶畜、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邓力群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邓力群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这是刁恶畜上台之后，罕见的一次率领全体政治局常委出席一名前高官的遗体告别式。按照共畜的惯例，全体政治局常委必然出席的遗体告别仪式，一般是前政治局常委的遗体告别仪式。以邓力群的级别而论，他的最高官职是裆中央书记处书记，离常委这个核心圈子尚有一定距离。虽然邓力群有意在保守派元老的支持下谋求总书记的职位，却在十三大上的第一次差额选举中落选裆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常委，不光彩地退出政治舞台。所以，刁恶畜等七常委根本不必出席邓力群的遗体告别仪式。不必出席而又出席了，这就释放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因为在共畜的政治文化中，即便是生老病死都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刁恶畜借着对邓力群的“破格垂青”，显示他对邓力群一生坚持的左派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支持。

美国学者傅高义将邓力群视为邓恶畜时代的十五个关键人物之一，“他并非共畜的最高一级官员，但他的影响力却大大超过他的职位”。邓力群长期主管着来自从裆中央书记处到最高领导人重要的、一天两期的情况简报，还帮助起草过邓恶畜的很多讲话。他无惧于表明自己的观点，精通理论，只要他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连邓恶畜都说他是一头倔强的“湖南骡子”。

傅高义指出，由于有强大的保守派的支持，邓力群不但敢于攻击知识分子，甚至敢于批评胡耀邦总书记。他充当着那些认为胡耀邦允许过多的自由、没有尽力维护党的权威的保守派老干部的代言人。他大力提倡维护党纪的重要性，在攻击对党有批判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时从不手软。倡导自由的知识分子认为，邓力群在鼓动老干部毫无必要地压制自由时，发挥了很不好的作用。在阴险的康生死后，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官员最痛恨的人便是邓力群。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邓力群对政敌赵紫阳的下台欢欣鼓舞，他以共产党的先知自诩，在讲话中说：“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受到冷落，甚至遭到歪曲、侮辱和攻击，我们卸下了自己的思想武器。”然而，邓恶畜虽然残酷镇压了学生运动，却不能容忍中国的经济出现大幅倒退，以及对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全盘否定。一九九二年，邓恶畜发表“南巡讲话”，号召在经济领域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力群东山再起的希望随之破灭。

邓力群死掉后，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貌似公允地发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评论，对其颇多肯定。比如，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微博上说：“他起码有一套自己的理念，而且对这种理念是坚信的。”孙立平等人似乎忘记了邓力群在八十年代是如何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的。邓力群未必坚信他的左派理念，他的人品也极坏。早在延安整风期间，李锐被关，邓力群与李锐的妻子范元甄通奸，曾被邓的妻子撞见，李锐在被释后夫妻离婚。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邓力群在退休后撰写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他在中宣部部长任上封杀了许多书籍，没想到自己的书也不被允许出版。他曾攻击香港是资本主义世界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基地”，却将这本书稿送到香港出版。对于此书的内容，自由派记者高瑜指出，邓力群空前绝后美化自己、丑化胡耀邦和赵紫阳，缺乏基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有句名言“卷旗不缴枪”，被认为是对改革开放的经典概括。这个立场比起邓力群死硬的毛主义来退缩了一大步。政治评论家胡平认为，卷旗不缴枪，就是耍流氓。共产党知道共产搞错了，把共产那一套收起来，但还是要坚持共产党专政，这不是耍流氓是什么？以此而论，邓家父子，都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文人。

邓力群在江贼民恶畜和胡锦涛时代备受冷落，却未料到死后享受了刁恶畜的推崇。刁恶畜向邓力群的遗体致意，也是暗示身边的智囊文胆：你们要向邓力群学习。刁恶畜要成为毛恶畜加普京式的政治强人，身边当然需要不止一个像邓力群这样忠心耿耿、又能妙笔生花的笔杆子。

毛恶畜侄女文革遭火烤下体惨死内幕

【阿波罗新闻网 2015-07-09 讯】

文革期间，毛恶畜的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因成分问题被批斗致死。其中毛远明被人诬陷“冒充毛恶畜亲属”而遭到折磨。梅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爱芝对毛远明拳打脚踢，并叫民兵脱光她的上衣，把两条光手臂用麻绳捆紧，“反弹琵琶”绑到颈脖，跪到高凳上接受批斗，其昏死倒地后，又把她吊到屋梁上，十几个打手用拳、脚、肘子推来撞去。毛远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大叫救命，但是当李爱芝要她承认是冒充毛主席亲属时仍然坚不改口，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则她实在没有。为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刺、棉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批斗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折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主席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说她太顽固，11、12日晚上用“疲劳战”“车轮战”继续批斗，绑、跪、吊、打。手段极其残酷。最终毛远明、毛远春不堪折磨，纷纷自杀身亡。本文摘自2012年第3期《炎黄春秋》，作者陈学政，原题为《毛恶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

1968年，经过文革初期的造反、夺权、武斗等剧烈动荡之后，全国除台湾、港、澳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从上到下直至农村生产大队各级“革命委员会”均已成立(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紧接着一场“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亦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席卷神州大地。湖南省平江县向家人民公社梅树大队清查的重点目标落到了谭泰平、毛远明、黄玉堂、毛远春身上。

毛远明，湘潭韶山人，其生父毛泽承与毛恶畜是第五代堂兄弟，外祖母是毛恶畜的堂姑母，所以她既是毛恶畜的堂侄女，又是毛恶畜的堂表侄女。毛远明5岁送人作童养媳，丈夫胡元普1934年病死，后流落到长沙，由妹妹毛远春介绍与谭泰平结婚。谭泰平，平江县人，从小种田、学织布，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红军，所在队伍被打散后流落武汉、长沙等地帮人煮饭，1939年谭泰平携妻回到平江向家村。至1950年时，谭泰平一家三口人，有大小房屋九间，自耕田四十九亩四分五厘，耕牛一头，农具齐全，除本人是主要劳动力参加主要农活外，请过长工、月工、零工。谭1945年当过15天轮流伪保长，1949年湖南“反共团”组织开会“配民食”参加过一次会，土改时在划定谭泰平的成分的过程中，认为其有轻微剥削，经多次发动群众讨论、计算，认定解放前三年每年平均剥削收入比例大约为百分之十三点八，最终划为富裕中农。毛远春是毛远明的亲妹妹，自小出外谋生，到长沙作女工、当佣人，后与平江人黄玉堂在长沙结识，结为夫妇，1939年一同回到平江向家村。夫妇二人都会纺纱织布、染布，回到故乡后与人合伙开染坊、布庄，土改时拥有十亩九分一厘田地和半头耕牛，还当过染织厂经理(所谓染织厂只不过是十几个人的小作坊，黄玉堂实际上是主要劳动力和技术指导)，剥削收入比例为百分之十八点三，被划为“小土地经营”，比“富裕中农”还要高，仅次于地主、富农。

类似于谭、黄情况的家庭在历次运动中都属于“高危人群”，在那几十年的历史时期中，像他们这样情况的人，一般都是兢兢业业、胆战心惊，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遇事让三分，夹起尾巴做人。但是可能一方面由于严格按照政策他们确实不应该划为地主、富农，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与毛恶畜的亲戚关系，所以自以为有所依恃，待人处事并非那么谨小慎微。虽然据《汨罗江上的冤魂》书中介绍，他(她)们是勤劳、善良的，但邻里之间总免不了这样那样的利益纠葛，若不能事事委曲求全，就有可能结仇结怨。1950年谭泰平担任梅树村村长，同村仇科富担任秋征评议员，仇把自家的产量评为三成，而秋征总评议员喻义和认为应该评九成，争议中仇说最多评五成，最后谭泰平拍板定为七成，比五成要多交500多斤稻谷的公粮，仇科富认为谭泰平“一个屋场的人不帮忙，十个指头往外弯”，从此怀恨在心。以后每次运动一来，仇科富就要提起谭、黄为漏划地主、富农之事，只是由于上面说的两个原因，他们每次都能有惊无险，侥幸过关。

1968年9月7日向家公社召开“三查一清”运动动员大会，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缪正龙在公社、大队革委会正副主任6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做完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祷告仪式，念了五条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毛主席语录后，神色庄重激昂地说：“同志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已经揪出来了，各级新生的红色政权已经建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各类黑帮分子已经被我们赶进了牛棚和五七干校，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深入进行三查一清运动。我们要拿出当年反右和大跃进的劲头来，是人是鬼我们都要认真查一查，蒙上贫下中农画皮的要坚决揭下来，是石头，砍三刀，是草根，刨十锄!我们搞三查一清是给土改补火，主要是清查漏网的地富反坏，咱们向家公社是个革命老区，人口复杂，漏网的阶级敌人大有人在。三查一清运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查到谁身上，就要让他脱一层皮，清到谁头上，就要让他换一身骨头。刘少奇怎么样?当了这么久的国家主席，到头来却是个叛徒、内奸、工贼，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向家公社有没有这样的定时炸弹?我看是有的。”当时缪正龙正在梅树大队蹲点，散会后他立即赶到蹲点之地，进行三查一清对象摸底，梅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爱芝等提出谭泰平、黄玉堂的问题，缪认为正好可以树立一个典型，把全公社的这场运动推向高潮，指示李抓紧成立专案组，收集证据、立案。

证据主要来自仇科富、江浩明的揭发材料。仇与谭一向有矛盾。江浩明出身反革命、地主家庭，父亲江绍斌、大兄江慕湘土改被镇压，二兄江应国曾任国民党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委员：逃往台湾，本人当过保长、乡干事，加入过国民党、反共团，解放后由于积极揭发父、兄罪恶，检举反共团首恶、组织成员有功，经过乡人民政府反复讨论安排教育工作，后终因家庭、历史问题被清退。当三查一清运动在向家公社梅树大队轰轰烈烈展开后，江浩明忧心忡忡地对儿女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运动又来了。这次兆头很不好，是给土改补火。恐怕我江某人难过关了，石头都要砍三刀啊。我江浩明能挺得住这三刀吗?梅树大队除了我和毛家，还有谁能与这事沾得上边呢?”不过在缪正龙、李爱芝看来，江浩明属于死老虎，斗争他不容易显出成绩，而如果挖出谭泰平等“隐藏多年的阶级敌人”则可以“放一颗大卫星”，缪正龙可以升官，李爱芝可以由农村干部转为国家干部。江浩明则是为了转移斗争目标以求自保，所以经李爱芝动员，也积极加入了揭发谭、黄两家的行列。

仇、江的揭发材料除了对前面那些众所周知的事情肆意夸大，并凭空捏造，加入大量不实之词，例如仇科富说：“谭泰平是自首变节分子，自首以后参加国民党，当过伪保长，管公堂。他从不劳动，屋里雇有长工、月工、零工，有土地、房屋出租，有六砣洋纱放账(高利贷)，有一百元银洋的流动资金。没有划为富农，是因为谭的爱人(毛远明)与土改队政委刘高俊打皮袢，得到刘的包庇。黄玉堂解放前雇有长工、机匠，带徒弟，自己开花纱布庄、绸布庄，家里有田土出租，有四砣洋纱放账，还有半斤金子借给任十嫂。没有划地主也是多亏他姨姐的一身好肉。”江浩明也提供了大致相同的材料，只是江的材料混杂在大量自我交代和揭发其它人的材料之中，更加具有混淆视听的功效。

仅仅凭仇、江二人的揭发材料还不足以定案，李爱芝为了取得“旁证”，指使专案组采用指名问供、威胁“不作证也要划为漏划地主”的方法逼迫多人作伪证，又用改变笔录、伪造手模的方法“取得”谭泰平自己的“口供”，终于坐实了他的“罪行”和百分之六十四的“剥削比例”。1968年11月7日，向家人民公社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农代会主任等十三人会议，审批、通过了梅树大队革委会三查一请的材料和报告，决定“谭泰平家定为地主，本人定为地主分子，交群众斗争、监督劳动改造。”(当时平江县把补划成分的权力下放到公社)

划成分——以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把某部分人打入“另册”，进行政治歧视和人身迫害并株连家属以至亲戚，这本来就有悖于现代社会平等、法治的原则，但如果歧视、迫害仅限于剥夺选举与被选举权、不准乱说乱动之类，许多人间惨剧尚不致发生。在诸多歧视迫害的手段之中，最恶劣、可怕的就是“交群众斗争(批斗)”。所谓“斗争(批斗)”就是让被批斗者面对大庭广众自认、自证往往是莫须有的罪名，同时施以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即使是作为对货真价实的罪犯的一种惩罚方式，现在也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但在上个世纪的某些时期内，却几乎天天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从国家主席、元帅、将军、各级官员、作家、艺术家，到数以千万计的最底层各种“分子”，无不身受其害，不堪精神凌辱和肉体痛苦而自杀者难以计数，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缪正龙、李爱芝对谭、黄两家的批斗极为残酷，本来经公社审批划为地主的只是谭泰平一人，但谭当时已七十六岁，体弱耳聋，缪、李认为不经打，斗争会声势造不起来，而其妻毛远明年轻十多岁，斗起来才有意思，因而把毛远明定为主要批斗对象，并让黄玉堂、毛远春陪斗。批斗会11月9至12日连开四个晚上，9日晚上主要是仇科富“揭发”，由于“揭发”过于背离事实，甚至说毛远明是冒充毛主席的亲属，毛远明进行了有力的申辩：“我是姓毛，是毛主席的侄女。我前头男人叫胡元普，是农民，不是伪军官。我在他家做童养媳，他是得伤寒病死的，根本不是我杀死的。我弟弟在长沙总工会工作，他有名有姓有地址，不信你们去调查。”缪正龙问：“你弟弟在长沙总工会搞什么?”毛远明说：“他在长沙总工会管几百人呢，难道总工会的负责人也会冒充毛主席的亲属吗?我的堂叔毛泽普现在韶山特区当书记，我的亲叔父毛泽癸、毛泽召都是革命烈士，你为什么不去问他们?”问得缪哑口无言。与会群众的同情心显然在毛远明一边，散会后回家的路上，仇科富被人故意绊倒，跌断了两颗门牙。

10日晚上，为了“压倒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李爱芝首先对谭泰平拳打脚踢，把他打瘫在地，接着仇科富故伎重演受到毛远明严词批驳而陷入尴尬时，李爱芝又对毛远明拳打脚踢，并叫民兵脱光她的上衣，把两条光手臂用麻绳捆紧，“反弹琵琶”绑到颈脖，跪到高凳上接受批斗，其昏死倒地后，又把她吊到屋梁上，十几个打手(其中一个曾空手打断一头水牛的一只角)用拳、脚、肘子推来撞去。毛远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大叫救命，但是当李爱芝要她承认是冒充毛主席亲属时仍然坚不改口，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则她实在没有。为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刺、棉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批斗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折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主席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说她太顽固，11、12日晚上用“疲劳战”“车轮战”继续批斗，绑、跪、吊、打。

公民的财产、住宅受到宪法的明文保护，西方更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之说，除了强盗抢劫、野蛮民族入侵、纳粹之于犹太人，正规的军队即使在战争中也不能随便侵犯民宅。但在在上个世纪的历次运动中，经常抄家成风，成为堪与批斗“媲美”的另一道“风景”。在改划谭、黄成分尚未正式立案更未获得公社审批的1968年9月17日，缪正龙、李爱芝就以“第二次土改”“挖银洋、金子”为名对两家翻箱倒柜、挖地三尺、贴条封门，11月10、11、12日，晚上批斗，白天抄家，两家的房屋、家具、农具、餐具、口粮、布票全部被没收，谭家一百一十八件，黄家一百四十三件。两家人只得睡在牛栏、草堆里，用破缸煮饭，用树叶包着用树枝往口里扒。抄家财产均被李爱芝等作为“胜利果实”拍卖、瓜分(可见对于财物的贪心也是他们积极投入运动的重要动力)，也有朴实、善良的村民买了盆、碗等转送给谭、黄两家人。由于连天的批斗、抄家，精神的凌辱、肉体的折磨和前途的无望使谭泰平、毛远明、黄玉堂、毛远春对人生完全绝望，11日晚批斗后，谭泰平出逃，想往长沙、韶山求救(因不识路、无盘缠在外流浪三个月后返回)，李爱芝散布消息说谭泰平被山外民兵抓起来后跳塘淹死，14日凌晨黄玉堂、毛远春投水自杀，15日毛远明听到妹妹、妹婿自杀和丈夫淹死的消息后，亦于16日凌晨3时爬进仇科富门前的水塘自尽。

黄玉堂、毛远春、毛远明死后，缪正龙、李爱芝宣布他们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象死了一条狗”，“要继续进行批判”。不但拒绝家属和群众提出的退还抄家没收的部分衣物、粮食办理丧事的要求，还剥去黄玉堂身上一件青直贡呢寿衣(抄家时被毛远春埋在破粪缸底下未抄走，黄玉堂投水前穿上)，三具尸体在禾场上摆了五天，谭德明(毛远明养子)，黄柏金(黄玉堂之子)四处磕头、哭告，激起村民的同情、义愤，经另一个大队干部童伯千向公社第一副主任曾大清要求，才决定退还一口棺材装殓毛远春，毛远明、黄玉堂用旧木板钉的木盒子作棺木。没有寿衣(毛远明皮破肉烂的尸体经水浸泡后胀破本已破烂的衣服，且近于裸体)，黄柏金、谭德明与媳妇向光华脱下身上的衣、裤给父、母亲穿上入殓。

从1969年起，谭德明、黄柏金、向光华四处告状、伸冤，要求给死者恢复名誉，退还没收财物，但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向各级法院、革委会、党委投寄的诉状都如石沉大海，其间缪正龙由公社副书记、副主任(三把手)升为书记、主任(一把手)，直到1973年2月，还对找他落实政策的向光华说：“不给你落实，看你又怎么样?”毛远明、毛远春的堂弟毛远翥(岳阳石油站副主任)到平江县出差，从群众中了解到堂姐、姐夫受冤自杀的情况，写了一封长达三十多页的申诉状，寄给岳阳地委和长沙、韶山的亲属，但是丝毫没有反应。又写了“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三位无辜亲属致死的罪犯为何不予处理?”的大横幅和详细冤情的大字报贴到地区革委会的大门口，但是大字报很快被人撕了，毛远翥还受到地革委干部的批评，劝他“少管闲事”。

经过与长沙、韶山的亲属反复商议，1973年元月，毛远翥写了一封“毛恶畜主席(堂叔)亲收”的信用特种挂号寄给“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毛远翥虽然没有收到毛恶畜的回信，但听毛远明、毛远春的嫡亲叔父韶山特区书记毛泽普说，听省里同志讲，毛主席读完信很伤心，沉默了老半天才说“罗姑娘、春姑娘(二人小名)我是心中有数的，她们是清白的。”把信交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又把它转给了中央一个权力很大、负责人级别很高的部门，那个部门的首长批了“请湖南省委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几个字，将信转了下来。1973年6月，地、县委派出调查组，7月4日江浩明、仇科富、李爱芝三人被拘留(1974年元月3日转逮捕)，繆正龙则于1974年3月27日拘留、4月8日逮捕。最终江浩明以“反革命阶级报复”罪名判处死刑，仇科富死缓，缪正龙、李爱芝各有期徒刑八年。

苏联解密档案披露毛恶畜与共畜的惊人黑幕

2015-07-07 16:39:30 PM

【大纪元2015年07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张顿综合报导）前苏联秘密档案显示，包括共畜前党魁毛恶畜、共畜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等生前都曾给斯大林递送机密情报。《毛恶畜：真实的故事》一书的作者潘佐夫说：“他们都是莫斯科的特务，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是莫斯科在中国的代理人。”

潘佐夫：共畜是莫斯科在中国的代理人

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根据新解密的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查阅了多达15卷放在“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史国家档案馆”里的关于毛恶畜的文卷档案，写出《毛恶畜：真实的故事》，并于今年5月首次在台北发行中文版。

《毛恶畜：真实的故事》提到已故共畜前领导人刘少奇和高岗生前曾向斯大林递送情报。根据材料，斯大林死后叛逃到西方的俄罗斯前国家安全部(MGB)官员彼得•德日阿宾（Petr Deriabin）曾经说，早在30年代，刘少奇在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时，就开始为前苏联的情报部门工作。此外，刘少奇在40年代仍继续向斯大林递送秘密材料。

潘佐夫日前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德日阿宾所说属实，那么就可以推断，对于斯大林来说，刘少奇比高岗更有价值，因为刘少奇后来是共畜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恶畜的第二号人物。故此，斯大林后来出卖了高岗，这样就确保了其更重要的线人在共畜内部的地位。

潘佐夫表示，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部分，因此也可以说，所有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为共产国际工作。当然有一些中国共产党人直接为苏联的安全部门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工作，例如后来为毛恶畜做俄文翻译的师哲。另外，还有一些共畜党员直接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

他还举例说，即使毛恶畜本人也曾向斯大林传送过重要情报。如，毛恶畜曾告诉斯大林，德国可能会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俄罗斯。

后来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特别发电报向毛恶畜致谢，强调毛恶畜准确的情报使苏军能及时做好军事准备。潘佐夫从苏共政治局档案中还发现，即苏共政治局在1941年7月3日，也就是斯大林公开承认德国进犯的那一天，决定拨款100万美元给共畜。

潘佐夫还讲，“我们可以说，只要共产国际受莫斯科控制，他们都是莫斯科的特务，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是莫斯科在中国的代理人。”

从潘佐夫披露的档案材料看，毛恶畜和他领导的共畜忠实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毛恶畜才能不受约束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共畜先后两党魁出卖国土

早在抗战期间，毛恶畜为夺取政权，秘密与苏联、日本勾结，签订卖国条约。

据《时事公报》1947年7月24日报导，毛在抗战期间通敌卖国，与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订有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

共畜建政后，先后与苏联等签署不平等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156万平方公里），将白龙尾岛（9.96平方公里）让给越南；放弃南坎地区（220平方公里）、江心坡地区（7万平方公里），划归缅甸；放弃威化岛及黄金坪岛（52平方公里），划归蒙古和朝鲜；1962年，放弃绸缎岛及薪岛（80平方公里），划归朝鲜等。

而共畜的另一前党魁江恶畜也是个卖国贼。江1989年上台后，分别在1991年5月、1999年12月9日与苏（俄罗斯）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完全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2004 年10月17日，共畜外长、江恶畜的心腹李肇星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北京签署共畜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将黑瞎子岛约一半的面积（约164平方公里）划归俄方。

江恶畜当权时，曾极力掩盖该卖国事实。江恶畜2004年下台后，该消息被原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记者、香港公民程翔在媒体上曝光。据报，江恶畜下令曾庆红让国安找机会抓捕程翔。2005年4月22日，程翔以涉嫌间谍罪名在大陆广州被捕并被关押了近3年。

去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时，还特意会见了江恶畜，还对江恶畜对中俄关系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惊天内幕】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真相凸显共畜技术盗窃

两大惊天内幕曝光：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真相
2012-10-23 10:10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真相（特别注意：该事件已解密）但媒体没有报道，网络上有些传闻，但不具体，详细的内容绝大多数国人皆有不知，故而在此分享一下。

    第一：当年的科索沃战争，共畜症腐不只在国际舆论上支持南斯拉夫，实际上派出了军事顾问为南斯拉夫出谋画策。

    1999年3月24日北约发动了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科索沃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中，美军出动了F117战斗机对南斯拉夫重要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这种战机是美国研发的一种隐形战机，雷达难以发现，南斯拉夫政府对此一筹莫展。在此关键时段，共畜军事顾问透露出了中国共畜军方惯用的一着笨招。
   
    3月27日，美军意大利机场的几架F117夜鹰隐形战机像往常一样起飞，直抵南斯拉夫空域。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美军基地附近蹲点的共畜军事人员将起飞时间通知了南斯拉夫的共畜军事顾问们，共畜军事顾问根据该基地与南斯拉夫的直线距离和美军F117的巡航速度，测算出了F117到达南斯拉夫边境的大概时间，并且通知了南斯拉夫防空部队，时间点一到，所有防空火力一齐开火，果然出乎意料，一架F117被打了下来。
   
    第二：F117残骸顺利成章的落到了共畜顾问手中，它们把残骸运到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放到了地下室，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应该万事大吉地吃庆功宴了。没想到残骸里有GPS全球卫星定位装置，美军很快便精确地锁定了残骸的所在位置，克林顿当时十分震惊，决定给臭名昭著却又趁火打劫的大陆共畜症腐一个教训。
   
    美国情报人员找到了中国大使馆的建筑师，了解到该建筑共有五层，每层地板的厚度，楼顶的厚度，为钻地弹输入了参数。
   
    5月8日，美军的B2轰炸机从本土起飞，飞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上空，投下了几枚钻地弹。然而令美国军方意外的是，中国大使馆楼顶架设了卫星信号接收装置，俗称“大锅盖”。美国军方在投掷炸弹时，自动激光制导引信恰好照射到了“大锅盖”上，这样楼顶上就相当于又多出了一层，根据激光制导仪器之前设置的参数，每枚钻地弹每穿过一层炸一次，这样楼顶和楼上5层全都会被炸毁。由于激光制导系统的自动误判，将大锅盖也算作了一层，而地下室里的F117残骸才得侥幸保留。后来被偷运回了中国大陆，共畜症腐成功地剽窃并复制了F117战机的隐形技术、吸波技术、降噪技术、减阻技术、反射技术、材料技术等等，从而推动了中国隐身战斗机技术的新一轮发展。
   
    事件经过基本就是这样，可能在细节方面略有出入或偏差。这是一次成功的剽窃与山寨。然而上帝也有打盹的时候，君子真的玩不过流氓吗？真理是君子不屑与流氓缠斗。公理自有昭彰日，共畜团伙太无耻。
   
    正因为共畜在早期盗取的F117隐身战机的技术基础，才能有今天共畜症腐底气十足地鼓吹“歼-20”为领先世界的战机技术。
   
   
   
    美国B-2隐形飞机设计图被盗，称已辗转流入中国。
    据《环球时报》报道，炒得沸沸扬扬的“美国隐形机工程师泄密给中国案”24日宣判。此案的审理已进行很长时间，西方媒体一直借此指责中国共畜，渲染中国的很多军事技术是从别国“偷窃”来的。在此案开庭的同时，西方媒体继续轮番炒作中国歼-20战机技术“来自从科索沃战场拿到的美国F-117残骸”。
   
    据美联社报道，现年66岁的印度裔工程师努希尔-戈瓦迪亚曾参与研制B-2隐形轰炸机，他涉嫌对华出售能令巡航导弹躲过红外线探测的设计材料。戈瓦迪亚于2005年被逮捕。去年8月，美国一个联邦陪审团裁定他出售军事机密和帮助中国设计隐形巡航导弹的罪名成立。
   
    报道称，戈瓦迪亚被控14项罪名，包括：阴谋策划、违反武器出口禁令、逃税和洗钱等。他最高将面临终身监禁。法官将于美国当地时间24日做出最终判决。

    此案曝光后进展缓慢。检方指控戈瓦迪亚至少收取来自共畜症腐的11万美元，并用这笔钱偿还了在夏威夷海边一座豪宅的贷款。戈瓦迪亚则一直坚称自己无罪。他的儿子反驳说，戈瓦迪亚这样有体面工作的人不可能出卖军事机密，更不会冒险用机密去换“这样一笔小钱”。
   
    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仍在炒作中国共畜“盗窃飞机军用技术”的话题。美国《时代》周刊23日撰文称，中国共畜以“工业间谍渗透”而闻名西欧和美国。尤其是近年来，有关中国共畜间谍窃取军用和民用技术的案件日益增多。美国“Aquapour”网站23日称，在偷窃军事技术方面，中国共畜已然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之前不断有报告披露，中国共畜通过在美国的间谍和雇用网络黑客，盗取F-22“猛禽”战斗机的设计详图。
   
    英国《每日邮报》24日继续炒作中国歼-20战机“剽窃”的话题。该报称，很多西方军事专家认为，中国间谍1999年获取了一架被击落的美国F-117夜鹰战斗机的部分零件，这使中国共畜军方有可能发展隐形技术。本来，美国早已料定中国在数年内没有能力研发隐形战机，制造类似的F-22“猛禽”战斗机对中国共畜来说已属上限。
   
    然而，《坏球时报》记者却公然反驳：多年前曾在贝尔格莱德的航空博物馆见到过这架被击落的F-117的很大一部分残骸，这些残骸当时是公开展示的，甚至可以拍照，要说研究，似乎每个到这里的军事代表团都可以研究，共畜症腐似乎并没有得到特别的优待。
   
    英国《每日电讯报》则渲染中国共畜剽窃俄罗斯的军事技术。该报称，去年中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原因在于俄方指责中国共畜生产出与苏-27战斗机和苏-33“海侧卫式”舰载战斗机几乎相同的版本。
   
    印度“国防”网站还称南非的国防装备技术被中国共畜复制。该报道称，在过去10年中，中国共畜与南非武器商有大量交易，大多是购买武器。近来出现的一些中国共畜军事装备被怀疑窃取了南非的军事技术成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研究所共畜所长李伟表示，西方指责“中国共畜的军事技术是偷来的”论调不是今天才有。在歼-20成功试飞后，包括美媒在内的西方媒体一方面对歼-20的出现表示怀疑，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国际舆论，造成一种“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都是靠间谍活动”的印象。美国指控研制B-2隐形轰炸机工程师向中国泄密以及歼-20技术来自美战机，都是经过精心考虑和安排的。如今国际舆论权掌握在西方媒体手中，人们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塞尔维亚军方：歼-20隐形技术“偷师”美国
    据环球网消息，大陆“第五代”战机歼20日前在成都亮相并试飞成功，台湾《联合报》称，“歼20被视为可能威胁到美国的空优地位”。现在传出，“歼20的部分技术应该来自美国”。

    《联合报》24日的报道称，塞尔维亚军方曾向美联社透露，“歼20的部分高科技可能来自一架1999年在塞尔维亚被击落的美军F-117夜鹰战机”。
   
    报道称，夜鹰战机是举世首见的隐形战机（stealth fighter）。1999年3月27日，即科索伏战争期间，北约空袭塞尔维亚时，塞军的一枚制空导弹击落美军的一架夜鹰战机，飞行员及时弹跳获救。这是号称“隐形”的夜鹰战机首次出师不利。美五角大楼说，“灵活的战术与好运是塞军的俄制SA-3型导弹得以击落夜鹰战机的关键”。
   
    夜鹰战机的残骸散落在大面积的农地，民众捡来当纪念品，有些碎片跟小型汽车差不多大。当时的克罗地亚参谋总长杜马塞洛索称，“我们当时获得的情报显示，中国共畜特工人员曾深入飞机坠毁的区域，大肆天价收购农民手中的机体残骸”。我们认为，“中国共畜意在利用这些材料一窥隐形技术的奥秘，同时逆向设计，还原隐形工程技术。”
   
    报道还称，塞尔维亚高层军事官员证实，部分残骸最后辗转落入“中国共畜武官的手中”。美联社试图向美、中国防部查证，均未获回应。
   
    报道最后说，双引擎的歼-20首次亮相，“展现出大陆致力研发最先进高科技武器及装备的实力与企图”。尽管歼-20至少8到9年后才会正式服役，却可能成为美军最精锐F-22猛禽式隐形战机的劲敌。F-22是F-117的改良机种，也是唯一现役的隐形战机机种。

温家宝流产了毛畜余孽

——温家宝有勇有诚何来演戏之嫌 应珍惜政治沙漠里温家宝的泪水
【阿波罗新闻网 2015-06-29 讯】
笔者：沙叶新

近来温还在说，说为六四平反，为赵紫阳昭雪，为法轮功恢复名誉……他还在做，做他前任所没做、也不敢做的事！虽然还有反覆，还有变局，但我满怀期望，因为我相信温的诺言：“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目前已做的让薄熙来的出局一事，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它揭穿了复辟“文革”的阴谋，阻止了左派上台的可能。文革复辟，左派上台，是中国最大的危险，最大的灾难，文革复辟、左派上台之后立即可以采取行动的便是消灭政敌，就是杀人！

阿波罗网网友“在水一方”推荐：看到海外党媒转载著名剧作家沙叶新此文，但把此文最后最核心部分删除了。特此推荐阿波罗网转发。原稿发于Friday, April06,2012

温的言说，我被打动了，两眼润湿……我不相信他是做戏，我是编剧，看过无数的戏，接触过众多演员；我能看穿演员在表演时，甚麽是真情，甚麽是假意。

去年，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写了篇《可喜的二○一一年》，我说：“明年十八大之前，还会有博弈，还会有意想不到的险棋和臭棋，但也一定会有精彩好棋。”又说：“愉快地送走可喜的二○一一年，期待二○一二年会有更为可喜的大变局！”果不其然，今年二月起，中国这盘棋就冷不丁地相继出现险棋、臭棋、精彩好棋，构成了今年的特大变局。且看：


开局拍桉惊奇奸雄倒台贤臣得势

二月六日，重庆公安局长、打黑英雄王立军逃亡，熘进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举世震惊，是为险棋。致使中南海惊涛拍桉，也导致总书记的“锦涛拍桉”。今年开局惊险如此，日后险象怎不环生！

三月九日，薄熙来在重庆人大代表团的放日上，为打黑和唱红辩解，为自己和妻子辟谣，以攻为守，强做镇静，并隔山炮打胡锦涛。这看似狠棋而实为臭棋，如今薄的车马炮逐一被吃，输定了。

三月十四日，温家宝召开人大记者招待会，眼看行将平静收场，温突然回马一枪，命薄“反思”，既反制薄对胡的逼宫，又直刺渝界的九宫；翌日，李源潮过界，迅雷不及掩耳，驱薄下马。连着两棋，精彩纷呈。

俗话说，“观棋不语真君子”，但政治博弈，事关国家大局，怎能不问，怎可不语？三月十五日，我在新浪微博上发表议论，表明态度。我说：

“薄浮华儇薄，温忠厚温仁；薄鼻孔朝天，温怅望星辰。薄野心勃勃，温忧心忡忡；薄复辟文革，温政改坚忍；薄为奸雄，温乃贤臣……”

微博发出后，颇多评论。支持者众多，反对者亦伙。对薄，人说我投机，落井投石，我说两年之前李庄桉发后，薄正高唱红歌，红得发紫，毫无落井之势，我便多次对他投石，声称他必将倒台，果然。

对温，人说我因温现已得势，我才大拍马屁。其实我早在五年前就在香港发表挺温演讲，题为《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同志的讲话》，题目特肉麻，是我故意为之。所幸演讲反响尚好，颇得人心。五年来，尽管政治气候忽冷忽热，时有变化，但我挺温的温度不变，始终保持恒温。


惜温的面目和善眼常含泪

我为何挺温？是阿附？是拜尘？是献媚？是唬人？我只说了简单的三点原因，都浅俗不伦，甚至可笑：

一是因为温面目和善。我虽非相士，但我相信“相由心生”，相信人的面貌是人的内心的外化，人的性格品质常常外溢于人的面容；尤其是眼睛，西谚也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可见中外同理。

温面貌端方，虽不能说慈眉善目，倒也低眉顺目，从未横眉竖目，从未咄咄逼人。尤其拿他和他的某几位高层同僚相比，更显得他的仪表比较顺眼，比较亲和，不会对他存有戒心，也不会敬鬼神而远之。

我喜欢的面相主要不是指面如凝脂、艳如桃李之类的漂亮、美丽，主要是指“精气神”——精神、气质、神态，这对政治人物格外重要，读者不妨“察‘颜’观色”地观察一下中外政坛上的那些风云人物，相信很有意思。

二是因为温眼常含泪，他是世界少有的、至少是中国最爱哭的总理。有恻隐之心的人，才会热泪盈眶。《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同志的讲话》一文中，我专门讲到温的哭，举有很多例子，不再赘述。

需要补充的是，当今中国社会极为冷酷和麻木，跌倒无人扶，溺水无人救；有些人连放毒和杀人都不眨眼，怎麽可能期望在他们的眼眶里流出一滴对弱势群体、对鳏寡孤独等亟待关怀和援助的人们流下同情之泪？如今从上到下的各级当政者，虽非全部，但多数都汲汲于争权夺利，都沉湎于花天酒地；他们连救灾款都敢贪污，连慈善金都敢消费，灵魂已朽，精神已烂，他们何来恻隐之心，何来同情之泪！

拿温和他的某些同僚们相比，更是极为难得，极为稀罕。需知官场本是情感的沙漠，是从不讲感情，也根本没有感情；既无真情的笑，也无真情的泪；都像沙漠一样干涸无水。而今在这沙漠里居然经常会有温的泪水，这难道不是官场异闻？不是政坛奇迹？像温这样的真情泪水，哪怕只有一滴，也赛过涌泉，应予珍惜！


腹有诗书人自华，恻隐之心最可贵

三是因为温腹有诗书。历代总理，文采如温者几希。举凡他的报告、讲话，无一无诗无文，这次他在人代会的答记者问，也是文采斐然，所引诗文，脱口而出，准确精辟而饱含情感。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还在戏剧学院做过研究生，对文学艺术、古典文化，并不陌生。但温的腹笥之厚、读书之专、不得不令我敬佩。这次他所引的古典诗文如：“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出自《素书》；“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出自元代张养浩，都是难见之书，少见之文，我都未曾读过。

腹有诗书人自华。“华”指的是有文采，有光彩；更重要的则是有教养，有品格。一般来说，尤其今日，受过古典诗文熏陶的人，大多不坏；即便坏，也不会极坏，这是因为古典诗文充满了人文情怀和道德教诲。长期浸染其中，当然会受到良好的影响。

在这次两会上，还有一人在答记者问时引用“诗”：“敢同恶魔争天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引用者为薄熙来。这两句姑且叫做诗的口号或者誓词，曾风行于文革，为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武斗、在夺权、在破四旧、在批黑帮、在打砸抢、在斗批改时最常引用，最常唿喊；唿者咆哮，闻者丧胆。这两句“诗”已成为文革的重要符号。万万没想到，薄这位当年的红卫兵居然又加以引用，是无心，还是故意？是因为文革情结过深而自然流露，还是真的觊觎高位而想“争天下”！

再拿此两句文革诗句与温所引的古典诗文相比，品味各异，愈加显现出这两位引用者的人文素养之有无，以及思想情怀之高低。

对一个政治家，当然不应只以相貌、眼泪，文采来品评。希特勒会绘画、汪精卫善作诗、列宁爱下棋、康生好书法，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只是无一人能如温一样三者兼而有之，不是缺二，便是缺一，而且缺的都是眼泪(恻隐之心)，这是三者最为重要的，最为根本的；否则他们如何做公仆？怎麽为人民？所以他们在历史上都无正面地位。


温的言说有勇有诚何来演戏之嫌？

我知道评定一个国家首脑，主要是看他的作为，看他的政绩。有种议论非常普遍，都说温的政绩不显，毫无作为。可是在这样畸形的体制下，温能有甚麽作为？非不为也，而是不能为也。需知，当今高层的政治格局，既各自为政，又相互抱团；而温孤立无援、无背景、无后台、居少数、受肘制；虽排名第三，也难能为事；同僚们既不能与他同心协力，他也不能沆瀣一气。他始终处于两难之间，只能默默等待时机，只能在夹缝中创造条件；况且他还要在你死我活的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保护自己，避免无谓之牺牲；甚至他为此还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协和让步，以求在时机成熟和环境正常时，求得他的最后一逞。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困境和苦心，同时也不能低估这位平民出身的三朝元老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他一定会有作为的。

亦有人专门说他光说不做，是演员、是“影帝”。我要问：一、他说了甚麽？说的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说的是普世价值，是政治改革。他说的对吗？你赞同吗？既然对，就应该支持。我再问：二、中央里有几个像温这样说过？像温这样呐喊过？难道不应该珍惜这样的声音吗？不应该多加保护吗？我还要问：三、这些话在这个新闻被封锁、言论不自由的政治环境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出来；即便遭到删改、封锁，甚至打击、批判，仍旧反覆地竭力地拼命说，这容易吗？没风险吗？不需要勇气吗？在这种高压下的“说”，不也是一种“做”吗？是别人做不到的更加艰难的一种“做”吗？怎能嗤之以鼻，视为作秀，看作做戏，这公平吗？有良知吗？

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首脑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了许多严肃、重要的问题时，还会像温一样坦诚地、如此悲哀地谈到自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他说：

“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因而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不长的几句话，竟然被“谣诼”“痛苦”“见疑”“被谤”“人格不为人们理解”“忧虑”等这些忧伤的词句塞满，剖心露腹，毫无掩饰。这是世界记者招待会上所无的政府首脑极为痛苦的内心独白，这在官话套话充斥的中国的政坛更无所见。

我坦诚的说，我被打动了，我想起了《离骚》，我两眼润湿了……我不相信他是做戏，我是编剧，看过无数的戏，接触过众多演员；我能看穿演员在表演时，甚麽是真情，甚麽是假意。


(阿波罗网编者注：以下为海外党媒转载但删节部分)

制服薄熙来阻止左派上台杀人

由于去年已初见端倪的党内矛盾公开化，造成了一些政治空隙，又由于今年二月王立军的突发事件所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还由于温的总理只剩一年任期，有着时不我待的紧逼，终于使他挺身而出，与胡习等联手，做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制服薄熙来，使之出局。从此谁还说温光说不做？谁还能说他影帝？温家宝行动了，做了；而且做得漂亮，有力，充分体现了温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

近来温还在说，说为六四平反，为赵紫阳昭雪，为法轮功恢复名誉……他还在做，做他前任所没做、也不敢做的事！虽然还有反覆，还有变局，但我满怀期望，因为我相信温的诺言：“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目前已做的让薄熙来的出局一事，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它揭穿了复辟“文革”的阴谋，阻止了左派上台的可能。

文革复辟，左派上台，是中国最大的危险，最大的灾难，且不说会造成政治黑暗、经济崩溃、社会溷乱、人民痛苦这些历史倒退，这是一个必然的逐渐演变的过程。而文革复辟、左派上台之后立即可以采取行动的便是消灭政敌，就是杀人！

在左派的舆论阵地“乌有之乡”的网页上，早就将他们认为的“右派”数十人吊在绞刑架上，我也有此被吊的荣幸。据余杰透露，安全部门打算在局势有变之际，将全国两百多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活埋，我也有幸名列其中。去年他们还准备在全国征集签名，集体上书全国人大，要求恢复早已废弃了的《整治汉奸条例》。如今他们把所有反对他们的，赞同普世价值的，主张民主政治的，都视为汉奸。到他们变天之日，就可以汉奸罪名随意屠杀反对他们的人。而且一定会像“文革”一样祸及无辜平民，株连你我他！

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左派上台一定会杀人。几十年来，毛恶畜在肃反、镇反的运动中、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哪一个不是大规模杀人？他们是左派的领袖。在文革中杀老师的、杀亲友的、杀地、富、反、坏、右的，哪个不是红卫兵或造反派中的极左派？左派上台，今后也会杀人。网上传言，王立军揭露薄熙来，说薄上台准备牺牲五十万人，也是要杀人。我虽不信，但也不得不警惕，薄不是以打黑为名，已经在重庆杀人了吗？

为防止“文革”复辟，悲剧重演，当务之急，急中之急，一是全力支持温家宝等党内民主派，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民主和法制，来扑灭复辟文革的鬼火。二是尊重极左派的合法权利，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和参与民主竞选，但要高度警惕薄熙来之类的极左派以政变的暴力手段非法上台，要尽快夺下他们手中的刀，不许他们杀人！

温家宝一定要说出来 江系李肇星多次阻拦未遂2012年两会记者会，主持记者会的人大新闻发言人李肇星(左)几次向温总提出结束记者会，都被温总拒绝，记者会开了约3小时，创下最长的纪录。温在回答完王立军和薄熙来之后，结束记者会。阿波罗网配图

侵华日军在中国阵亡多少人？

2015年6月2日
本文摘自《国破山河在》，作者：萨苏，出版：山东画报出版社

在各种资料中，中国抗日战争，到底消灭了多少侵华日军，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一位研究抗战历史的专家张忠义先生，旁征博引日军史料，也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当然，也有对此持有异议的专家学者，比如社科院的刘大年教授，就根据国民党军战地统计数字计算，日军在中国阵亡人数超过100万人。

到底哪个数字是正确的呢?
美国方面使用的是日军提供的公布材料，按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然而，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一直就有异议。

第一方面的异议是日军的阵亡人数和对手公布的往往差距很大，比如国民党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认为至少击毙日军一万二千余人，而日军公布的阵亡人员只有两千余，相差六倍之多。一些学者如张忠义先生将其归结为中国军队对战果的夸大。国军对战果夸大可能有之，但日军的作战记录中，却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

例如日军在作战记录中，经常可见“苦战”字样，而公布的伤亡却极小。以攻占洛阳为例，整个战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区区55人。但其中又分明记载了多次激战，如停车场肉搏战、禹王庙对攻等等，伤亡人数颇有些对不上号。又如抗战初期的山西万全之战，日军有记录称此战中步兵第三联队几乎全军覆没，原因是第三联队本身属于二二六兵变的主力，这些官兵都属于当时的叛军，但惩罚迟迟未作，送他们到中国战场，其意义就是让他们能够“光荣地死”。第三联队的官兵为了洗刷耻辱，在万全城下发动了自杀性的冲锋(不炮击摧毁城墙，直接进行云梯登城)，大部战死沙场。然而，与此矛盾的是，同时公布的战报中，第三联队的伤亡合计不超过一百人。

另一方面就是日本靖国神社中供奉的灵位，与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不符，并且逐年增加，仿佛越来越多的阵亡人员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
看来，日本的战报，还真让人有些不敢相信。这种战报的权威性早就受到质疑，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就多次发现日军力图以掩饰自己伤亡的做法造成美军的错觉，并鼓舞自己的斗志。

虽然日方战报的数据说不通，但作为外国人，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怀疑。然而，近年来日本国内的资料统计，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新的证据。虽然还无法断定到底有多少日军阵亡中国，但其统计的数字，至少证明无论军事博物馆还是何应钦将军，提供的数字都过于保守了。而日军的战报，则在这些翔实的统计数字面前，彻底失去了可靠性。
比如，日本权威历史学家伊藤正德(《帝国陆军史》的作者)在他的书中，记录战死在中国的日军，共计78万9370人。

而我最近买到的一册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辑的《中国慰灵》，则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数字。这本书，是一套记录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太平洋战争中伤亡情况，追悼亡灵的系列图书，包括《缅甸慰灵》、《满州慰灵》、《瓜岛慰灵》等，《中国慰灵》是其中的第五部。
在这一册图书中，读卖新闻社记者统计的日军在中国阵亡总数，超过七十万人，其中不包括苏联红军、抗日联军在东北和中国远征军在印缅的战果。这是战死和战病死的合计人员数字，这符合阵亡人员统计的原则，美日统计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在南洋的伤亡人数，也是这两个数字的总和。

日军堆积如山的骨灰盒，下面的批语提到到中国大陆作战的日军，有七十万以上不能归乡。
这部书中提供的资料，推翻了日本军部所公布数字的权威性。比如，豫湘桂战役中的长衡会战(日军称为湘桂作战)，日本军部提供的数据是日军共计阵亡12209人，而读卖新闻的纪录，则日军此战的总阵亡人数，超过十万。

虽然，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但已经比早期美国学者所提供的多了一半而一半，就是二十多万日本兵埋骨在了中国的土地。至少，这是日本方面的数字，而且，看目前的趋势，随着日方史料的渐渐披露，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这让我觉得可以松口气，因为刚看了张忠义先生的《抗战八年中国并未取胜》，结尾处张先生以“良药苦口”为重点，点醒世人道：“当年4亿民众难奈60万侵华日军何，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悲剧，但愿不要重演!“

我这个普通工程师发现的这一点点日本史料，也许能让张先生安心些，如果侵华的日军只有60万，看来还真不至于让我们的4亿民众无力回天，只怕还要再发照会让日本派10万人来才够埋(还没算打残废的)。

本文摘自《国破山河在》，作者：萨苏，出版：山东画报出版社

共畜恶党欺骗蛊惑大揭秘

1、中国是有缺陷，而且是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恶畜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记者问

2、共畜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畜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畜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畜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一七二页

3、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4、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5、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6、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7、抗战是为了民族的自由，为了人民的自由——自由不是专卖品，不是施茶施粥似的慈善事业。谁也不能自由到说：这玩意是我的，高兴给谁就给谁。——《新华日报》1944年1月22日

8、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新华日报》1944 年3 月30日

9、共畜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共畜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 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10、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 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 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 》1944年2月2日

11、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12、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13、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恶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14、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 。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 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 政府示人民以大信。——《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15、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新华日报》 1944年1月19日

16、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 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17、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18、毛恶畜，中国共畜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 ……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它说得很对。——《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19、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 ——自然科学的真理了。 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 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20、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21、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22、“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23、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24、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25、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26、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27、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 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共畜贸易壁垒即将全面坍塌

       2015年七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五周年，贸易保护期结束，中国再也不能搞关税壁垒，中国再不能贸易保护，试问中国的号称世界500强将近100个，2015年底能活下来的会不会超过10个？更别说那些渣渣的小私企，小皮包公司了！
　　中国农产品结局更惨，没了了贸易保护，嘿嘿。就凭中国这样的农产品，怕是连本钱都不够！那些留在家里的老少，能活的下去吗？就算是中国政府给他们补贴，怕是杯水车薪！
　　试问，解除了好莱坞大片的限制，你每年能在电影院里看到10部国产电影么？
　　各位朋友，春天到了！
　　没了关税，苹果6只卖3000，三星S6卖3000，什么垃圾中华酷联米，全部死光光！
房地产的末路也到了，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天使姐姐给我出的这口气啊！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口了！
　　汽车工业全死光，家电企业死光，机械制造死90%。




2015年7月1日中国汽车大变革

    2015年7月，中国加入WTO的保护期结束，中国迎来建国以来最大一次经济变革。保护期已经到了，国门必须打开。2015年中国必须对外开放各行各业，允许外资进入中国所有行业，包括目前国家控制的矿业、交通、直销等。对汽车行业影响非常大。

1．汽车行业必须更开放。最明显的变化是，允许美国机构提供购车贷款。

2.汽车的关税价格将发生变化。零关税是绝对的不可能，2006年7月1日起，中国进一步降低部分汽车及其零部件的进口关税税率。据财政部介绍，小轿车、越野车、小客车整车的进口税率由28%降至25%，车身、底盘、中低排量汽油发动机等汽车零部件的进口税率由13.8-16.4%降至10%。至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汽车及其零部件降税承诺已经履行完毕，汽车的高关税保护时代终结。这还有更大的空间吗？

3.开放零售市场，汽车分销等服务领域进一步开放。备受诟病的品牌销售管理办法，会更加难以出台。各方围绕这一政策持续的博弈，因此它的修订也一直在路上。要与WTO规则保持一致，就是让各方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减少政府与二政府为私利在其中设置各种障碍。

4.中国汽车的合资股比又到了是否要放开的关口。自从中国实行合资比例的限制政策后，有关这一政策的存废一直备受争议。在2014年，政府的各个部门因为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从而在媒体与行业层面掀起一波争论。事情处于搁置状态，现在又到了新关口。

5.取消出口补贴。自主品牌的出口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已经进入微增长的中国汽车市场，在4月份进入新的拐点后，将在接下来迎来更大的冲击。

宋庆龄是共畜恶党最高级别的女特工

2015-05-24

廖承志：宋庆龄曾经加入共畜党

从新近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宋庆龄事实上曾经加入过共畜党。也就是说，宋庆龄并不是在去世前才加入共畜党的，她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已经加入过共畜党了。只不过她入党并没有经过当时的共畜终殃或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而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直接发展的。有过这种经历的在当时远不只宋庆龄一个人。共产国际当时直接负责中国问题的远东局成员对她的工作和忠诚评价很高。

1981年5月14日晚，因患慢性白血病已经卧床一个多月的宋庆龄病情突然恶化，彭真、邓颖超、王光美等于15日一早就赶往宋庆龄住处探望。据说，这时宋庆龄神智尚属清醒，她自知余下的时间不多，因而有气无力地接连三次表示了希望在临终前加入中国共畜党的心愿。

彭真等急忙于当天上午十点半将宋庆龄的要求报告了当时的共畜终殃委员会主席胡耀邦，胡又迅速转告邓小平恶畜等症痔菊狑盜人。下午，共畜终殃症痔菊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同意接受宋庆龄加入中国共畜党。决定称：宋“过去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畜党，最近病重时又一次提出这个要求。中央症痔菊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畜党正式党员”。当天下午六时许，即症痔菊会议刚刚结束，列席会议的组织部长宋任穷和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就驱车赶往宋庆龄住处，正式通知宋庆龄这一决定。次日下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恶畜也亲自前去探望，并祝贺宋入党。只是，宋庆龄这时病情进一步恶化，已经不大能说得出话来了。

众所周知，宋庆龄自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追随共畜党。在1949年中国共畜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前，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公开或秘密地协助共畜党做了许多工作。宋庆龄追随共畜党几十年，何以临终前才提出入党问题？

在中央1981年5月15日的决定中，明确提到宋庆龄“多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畜党”。但从已经公布的材料看，只有一份回忆提到，1957年4月宋庆龄曾经向前去探望她的刘少奇提出过入党的要求，当时，由于共畜终殃认为宋“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没有批准宋庆龄的要求。此外，我们再未见到其他更直接的反映宋庆龄曾要求入党的材料。不过，从新近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宋庆龄事实上曾经加入过共畜党。也就是说，宋庆龄并不是在去世前才加入共畜党的，她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已经加入过共畜党了。

这份文献，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谈话的最后部分特别提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报告人称：“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在这里可以看出，还在1934年春天以前，宋庆龄实际上就已经加入共畜党了。只不过她入党并没有经过当时的共畜终殃或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而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直接发展的。有过这种经历的在当时远不只宋庆龄一个人。共产国际当时直接负责中国问题的远东局成员对她的工作和忠诚评价很高。只是，当时秘密吸收她加入的是共产国际，即所谓世界共畜党。而在中国共畜党这方面，很长时间并不清楚宋庆龄的这一特殊身份，也没有她入党的任何记录，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在1949年以后仍然要提出加入中国共畜党的问题来。

当然，关于宋庆龄被共产国际代表吸收入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更详实的档案材料可以具体予以说明。我们甚至还搞不清楚她入党的确切年代。从廖承志回忆1933年5月初宋庆龄代表共产国际与他秘密接头的情况看，宋庆龄的入党时间似乎还应当再早一点。

据廖承志回忆，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5月间，当时他刚刚从英国巡捕房被保释出来。宋庆龄突然神秘地来到他家与他秘密接头。她巧妙地支走了廖承志的母亲、她自己的挚友何香凝，找到了单独与廖承志谈话的机会，明确告诉他说：

“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

“最高方面?……”廖承志一时有些惊异地望着宋庆龄。

“国际!”宋庆龄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廖承志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廖承志母亲房间走去。

廖承志飞快地在一张纸条上写出名单，只十分钟，宋庆龄就出来了。她接过纸条，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廖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先后同何香凝、廖承志道过别后，就匆匆离开了。

廖承志写道：“尽管过了将近五十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不难判断，这个时候代表“最高方面”来秘密接头的宋庆龄，已经加入共畜党了。

鱼水情深暴殴女人，衣食父母视如粪土（5视频完整版）

忍民美女被共畜狗警狂殴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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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民母亲被共畜恶警掌掴虐打

难民徐纯合被共畜狗警先虐后戕

宋美龄辞世颠覆共畜抗日谎言

2015-05-11 07:51 AM
笔者：黄杰


一、宋美龄之死引发对抗战史的回忆

最近，高龄一百零六岁的宋美龄的去世引发了大众重温中国现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史的回忆。宋美龄的一生跨及三个世纪，然而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正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不但海外对宋美龄抗日战争时期的独特贡献推崇有加，就连中国大陆的舆论也绝大多数对宋持肯定态度。共畜几十年来有关抗日战争的谎言，也因此而再遭尴尬。

香港媒体称宋美龄之死颠覆共畜主流论述。新出版的香港中文亚洲周刊称，宋美龄之死意外引发新的历史诠释，颠覆了共畜的主流论述。国际铺天盖地的悼念资讯，正引发大陆民间对宋美龄〝平反〞的论述；民间和网民议论纷纷，涉及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评价等话题，正在民间和学术界发展、扩大、甚至发酵。

大陆媒体广泛报道宋美龄的生平，一些学者敏感地发现宋对抗日的贡献，颠覆共畜抗日史诠释，北京非常尴尬。原来，共畜的教科书上称，中国共畜党全面领导了抗日战争，带领全国人民抵制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投降主义，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宋美龄之死，却意外地揭开了共畜隐瞒了半个世纪的谎言。共畜几十年来有关抗日战争的谎言，也因此而再遭尴尬。

二、传奇女杰的抗战贡献，奠定了她的历史声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中正（介石）。由于张在此前即与共畜暗通款曲，事变发生后，共畜和张都有杀蒋而后背靠苏联割据一方之意。然而当时蒋是中国当之无愧的领袖，就连苏联共畜党独裁者斯大林都认为，只有靠蒋的声望领导中国进行抗日，才能够对苏联在远东所遭遇的日本威胁起到缓冲作用。斯大林遂对共畜施压以促放蒋，这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

虽然如此，宋美龄在解决西安事变中所展现的勇气仍然令人肃然起敬。宋在事变之后局面危难时力排众议，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劝说张学良以大局为重而释蒋。西安事变的解决，显露了宋美龄的大智大勇，使她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传奇女杰。

一九四三年二月，宋美龄到美国，不仅获邀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夫妇家作客，而且于美国国会面对参众两院议员发表演讲。她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坚定有力的语气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人民独立抗战五年有余，我们宁愿奋勇牺牲到最后一兵一卒，绝不愿苟延残喘接受失败〞。她的讲演获得全体议员们的如雷掌声，并赢得了美国政界、传媒界和民间一面倒的欢迎和支持。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也由此打开了新局面。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宋美龄与蒋介石一起赴埃及，参加了讨论二战结束后世界新局势的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开罗会议确定了中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常任理事国席位，并确认被日本占领的台湾与澎湖列岛将归还中国。

宋美龄曾创记录地十一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其中数次与蒋介石共同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最有名的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蒋宋夫妇双双被评为〝时代〞年度风云人物。作为现代中国一位杰出女性，宋美龄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是伟大而独特的，她因此而获得的荣誉也是空前的。

宋美龄终其一生，对共畜主义和共畜党的坚定反对立场从未动摇过。即使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共畜宣称改革开放以来，宋美龄也多次严峻拒绝共畜频频送来的统战橄榄枝。一九八一年其姐宋庆龄病死，宋美龄亦未曾同她见上一面，更未参加追悼会，以避免自己被利用来替共畜政权涂脂抹粉。

一九八二年七月，共畜统战头目廖承志发表了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表达共畜统战往来之意。蒋经国未予答覆，由宋美龄发表了一封轰动一时的致廖承志公开信作答。宋以此信兜头浇了廖承志和共畜一大盆冰水，信中除指陈共畜以平反冤案而自暴的诸多作恶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共畜奉马列为神明之荒谬；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按：马恩列斯）等巨象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在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三、历史事实颠覆共畜抗日宣传

宋美龄的逝世不仅重新掀开了她对中国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一页历史，也对共畜官方几十年来的抗战史观产生了最新一轮冲击，导致人们进一步质疑共畜于抗战时期的种种作为及其官方一贯说法。例如，关于中国抗战的领导力量问题，共畜官方历来声称共畜是抗战的主导力量，甚至指责蒋介石抗战胜利后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窃取胜利果实，宋美龄在抗战期间的杰出贡献已足以推翻共畜的说辞。

历史学家辛灏年十余年来致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出版了著作〝谁是新中国〞。共畜在抗战期间的行为是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研究涉及了抗战期间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例如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史实，共畜抗日不力而极力反蒋之策略，以及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等历史真相。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辛灏年揭示出的真相几乎无一例外地颠覆了共畜几十年来的官方结论。不唯如此，除了宋美龄的生平和辛灏年的研究所还原出的真实抗战史之外，中国大陆的民间甚至半官方研究中也逐渐现出与官方不同的声音。例如，一九五五年共畜建政后不久爆发的第一起大案高岗、饶漱石案，牵连到当时共畜高级情报和公安官员潘汉年和扬帆等。潘和扬为共畜秘密情报工作立下汗马功劳，不料遭此大难，吃尽苦头，潘并死于监禁中（按：有说曾于七九年平反出狱而死）。数十年后，潘扬案虽在邓小平时代被平反，但官方对其中缘由始终语焉不详。后来才逐渐爆出：原来，潘和扬受饶漱石领导的共畜华东局委托，与汪精卫当局特务机关暗中联络，新四军遂与日汪军和平共处而主要致力反蒋和扩大地盘。潘汉年甚至与汪精卫直接秘密会面一次，奠下日后被当作〝替罪羊〞的结局。

就连共畜一贯津津乐道的三五九旅延安开荒，近年来也被揭露出其种鸦片贩卖敛财的真相。毛恶畜老三篇中首篇〝为人民服务〞里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也被揭出是在烧制鸦片烟土、而不是烧炭的窑洞中被埋；这也顺便解释了许多人对共畜为何不惜派最贴身可靠的警卫团战士、而不是一介老农去烧炭的〝历史性疑问〞。

美媒关注共畜南水北调 完全失败的“烂尾工程”

美国《华尔街日报》英文版近日发表长篇报道，关注备受诟病的共畜南水北调工程，称北方城市不使用从南方调来的水，工程面临调而不用的问题。

报道指出，中共政府投入巨资兴建南水北调工程，许多城市却因为输水成本高不使用南方调来的水，而是继续抽取地下水等水源。

以山东德州为例。两年前，东线来水就开始注入距离德州1小时车程的某水库，但当地一位管理南水北调项目的官员说，这座城市“近年来其实不缺水”，基本靠黄河用水，当地也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来使用南水北调的水。

据中科院水利专家贾绍凤估计，在被纳入该工程的253座受水城市中，只有不到一半城市建成了相关用水基础设施。这些城市的不情愿表明南水北调工程项目正面临广泛挑战。

山东官方媒体曾报道说，要建设使用南水北调工程配水基础设施，山东受水城市的花费大约为230亿元人民币，这么一笔庞大的资金到去年年底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到位。

中国环保专家杨勇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分析，北方城市不用南方调来的水，原因有三：“一方面是用水城市对南水北调水质的担忧，感到不放心，另一方面是北方用水城市使用南水北调水还没有那么迫切。此外， 北方用水城市的财力的确有限，在建设配水基础设施上压力很大。”

南水北调工程是当今世界上最远距离的调水工程，但其并无理论依据和论证，最初由毛泽东在1952年考查黄河时提出，毛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要往南方借点水。2001年，江泽民以给北京奥运供水为名，强硬批准南水北调工程。于是，这个耗资5千亿元，迫使40万人搬迁的工程正式动工。

南水北调工程从筹建之初就备受诟病。除了耗资巨大，其给环境带来的污染更是无法挽回。著名水利专家王维洛曾撰文论证，南水北调工程对中国环境的破坏远超三峡工程，很有可能成为中原大地的灾难根源。

路透社去年10月13日报道，中线工程不仅取水处的丹江口水库污染严重，流经的河南淮河流域更是癌症高发区。水库水面垃圾漂浮，上游陕西安康市紫阳县的城市污水更是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位于河北几个村落的南水北调工程雨水导流渠甚至变成污水沟，污水呈墨绿色且散发臭气，距南水北调明渠不到10米。

去年12月19日，署名马可安的美国物理学博士网上发表题为《南水北调通水即失败》、《南水北调工程已然完全失败》两篇文章。文章称，南水北调工程是完全失败的“烂尾工程”，正如已经运行的东线一样，建成后就基本搁置不用。

猪狗不如的毛共恶畜道县先集体轮奸后残杀妇女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封面


从8月13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里，根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共杀掉了1千多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 闻，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根据《血的神话》的记载，湖南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 人，有一家9口人全部被杀。受道县杀人影响，零陵全地区（含道县）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

根据《血的神话》的记载，湖南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有一家9口人全部被杀。受道县杀人影响，零陵全地区（含道县）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杀人手段可以归纳为10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和婴儿)。本文选自“人民公射”的博客，原题为《1967年道县大屠杀骇人听闻青年妇女集体轮奸后杀害》。

这样的疯狂的行为只存在于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是这里只是全国当时的缩影，当时的人也不过是借着各种虚假的噱头疯狂的暴露了没有道德没有底线的兽性而已，难道一个红宝书就能让他们放弃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吗？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可以残忍麻木到这个地步甚至丧失人性？

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

横贯道县的潇水河面漂浮着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身裸体，有的仅剩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鱼群已把它们的脸啃得糟烂。

道县各地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

道县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尺把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各个村头、渡口，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异常，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分？”查路条，搜身，盘问，随便捆起来刑讯逼供。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免于被杀。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其父蒋勋，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在道县当教师，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此时被开除回家，与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次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跑到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那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

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民兵聂XX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蒋晓初的头颅，接着又砍下蒋晓中的头颅，尸首被踢进河中。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与蒋晓初一样遭到杀戮。

县城街道上，气氛紧张到极点，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不小心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的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一到黄昏，县城便成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在家，把门拴抵牢。屋子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因为担心流弹从天而降。

喝惯了河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县城仅有的五口水井一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因争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道县人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店家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街上贴出“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希望化解饮水危机。

1967年，整个中国都已疯狂。道县的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并很快结成两个对立的派性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红联称革联为革匪，革联称红联为红老保。

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分比较复杂，知识层次较高，不少人过去遭遇过政治迫害，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正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势力较大，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红联与当地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大多数人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统治者的依靠对象，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认为杀人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21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再迟疑我们就会像40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时有小规模武力冲突。“在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8月11日晚，红联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枪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由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任总指挥。会上强调，必须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

与此同时，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召开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熊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栽红薯的任务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8月13日，红联进攻道县二中革联总部的战斗失利，被打死2人，打伤多人。红联举行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当天，熊炳恩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负责人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徐善明，根据寿雁区“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决定搞掉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当晚，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山上打死，成为道县大屠杀的第一个被害人。

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闻风而动，公社秘书、现已变成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的蒋文明，召开会议发布命令：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要大家讨论，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噎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噎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噎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噎躲起来了。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接着说：“吃亏了，我们噎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文明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噎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学完语录，蒋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接着，他们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搞掉，或趁她出工时骗到山上搞掉，被否决。

14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会上，除了介绍他的备战方案外，蒋又增加一项新内容：讨论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15日晚，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开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训话会。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他们捆钟佩英时，钟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要文斗，不要武斗”。钟佩英被用锄头棍棒打死后，他们想，她的两个孩子还在，将来肯定要给母亲报仇，于是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涌到钟佩英家，把她噎上床睡了的两个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生命打死。

事毕之后，他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一锅炖了，又打来烧酒宵夜。待到锅里只剩下一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鸣，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天一亮，郑会久早饭没吃就急匆匆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主持召开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杀了31人。

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回忆钟佩英时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路边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中秘密安排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郑家大队杀第四批的7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把这7个人勒死的。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的消息很快传开，全县流传起“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的谣言，加之在此期间有4个区搞出7个反革命组织，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8月13日，祥霖铺区的袁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人，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从8月13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里，根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共杀掉了1千多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

8月14日，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杨逊卿，到大江洲大队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杀人。第二天，该大队杀二人：75岁的秦秀容和她5岁的孙子何国新。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不杀，何以就杀这一老一少两个阶级敌人？杨特派员召集开会时，有人提到，过去秦秀容家里光洋用斗量，餐餐煎鱼炖肉，还说秦秀容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一动。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某天老的腿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在谁手里，说不定就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了，于是决定把这一老一少抓起来。秦老太太一囗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如今祖孙两个相依为命，一个劳动力没有，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杨特派员不高兴了。

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绳（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拔出腰间的手枪，吓唬小孩。5岁的何国新没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跪在奶奶脚下，哭得凄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秦秀容如泥塑木雕。何国新又转向持梭镖、马刀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莫杀我。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了。”杨公安仍然抱有希望。何国新又转身抱住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光洋是什么啊，藏起有什么用？”老人伸出干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

理家坪公社有个地主分子，60来岁，“解放”前做过国民政府的县粮食局长，虽然活过了土改和镇反，以后每次运动一来都要被折腾一番。这次逃不过了，群众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宣判后问他：“你知罪不？”他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法。”“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我好像没说过这个话。”“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

“你还不老实！”囗号声骤起。“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可能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你们贫下中农都是做工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生活的吗？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你，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于是群情激愤，一涌而上，让这个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几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几根木桩上；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发一根木棍，依次一人打一棍，打一棍问一声：“还老不老实？”直到把这个老地主打死。

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召开清塘区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主持。关说：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8月8日抢了武装部的抢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我们区也发现了农民党和新民党，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还组织了反共救国军。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要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行使生杀大权。

会后，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隹公社与会人员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5个大队行动迅速，4天内杀了13人。凤成洞、中文洞大队杀了40多人，数字报给熊丙恩，熊厉声斥责：“你们那里就那么清白？你们的阶级立场到那里去了？”这些地区的干部为保自身平安，只好回去补杀。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杀人1054人，全区50人中就有1人被杀，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8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党支部计划杀5人，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当即批准。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

同一天，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囗，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晚上又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至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当晚，王盛光又打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要他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

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于是全区3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杀人部署会。到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认为小甲大队行动不力，几次向该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杨盛芳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抢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即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将12人炸死，这叫“坐土飞机”。

8月23日，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先后开庭审讯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在公社武装部长敬反修、公社贫协副主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梁域指示下，27日艳旗大队杀7人，28日红旗大队杀6人。

8月25日，油乡公社武装部李部长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

8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将各个生产队推出的21名青壮年四类分子五花大绑，由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押解至葫芦岩的洞囗。大队文革主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这些人死刑。何兴盛叫一个名字，民兵就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人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稻草，点燃扔下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轰隆一声闷响，岩洞内重归寂静。

随后，何兴盛回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和公社汇报，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区委主要负责人叶成虎指示“全部杀掉”，公社党委书记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当晚，何兴盛指挥民兵，又将31个阶级敌人赶上一只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丢进河中，其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张秀华一家6口，丈夫、婆婆和3个儿子被杀。贫农光棍蒋癞子是杀人积极分子，杀了张秀华才56天的小儿子之后，苦苦请求组织，得到允许，强逼张秀华与他成亲。当晚，大队成立财产清理小组，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分掉，并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又杀鸡宰鸭，在晒谷坪上召开庆功大会餐。

8月27日，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方前指挥各队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召开大会，将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子女64人，绑捆得结结实实，押往石头山水库。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请示何支书，用鸟铳将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到达石头山水库后，因陋就简开一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何光美、左南方等62人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囗窖内，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

道县杀人的消息传到长沙，省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和支左的47军，派出刘兆丰副参谋长率6950部队于8月29日赶赴道县，召开各区、公社干部会议，宣布命令停止杀人，敦促他们立即赶回去制止屠杀。散会后，熊丙恩却授意这些干部故意在路上拖延时间，有的甚至在路上打电话通知刽子手抓紧时间，在一天内把该杀的人杀光。

8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传达共军47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讲话，却表扬了那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东风、胜利等大队散会回去就杀了15人。会后，梁域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做出决定，当晚杀掉了朱用进父4等4人。

9月2日，47军的部队已进驻道县三天，制止杀人的精神也贯彻到全县各大队。傍晚，梅花公社东风大队社员何若贝从县城搞副业（打工）回来，同村的何定信、何若英父子到何若贝家聊天，想听听城里的新鲜事。这事传到大队民兵营长何子良那里，却成了何若贝从革联窝里跑回来搞串连。何子良当即吹响紧急集合哨子，带上十几个民兵将何定信父子抓起来，并迅速整理出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还附带整了一个漏网富农何喜生的材料，一同报请公社批示，公社同意杀掉何定信。

9月5日上午，何子良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何定信、何喜生的罪行。散会后，他亲自带领民兵20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狮子山槽古里杀害，何若英被绑去陪斩。为了让何定信死个明白，杀他时，何子良说：“慢点，我问你，你还砍不砍我屋里的樟树？”1950年何定信任区代表时，曾为一棵樟树与何子良发生纠纷，此事闹到区里。最后，何定信打赢了官司，何子良至今耿耿于怀，伺机复仇。

当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来了电话，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审讯为借囗，带领3个民兵把何若英从关押的祠堂里提出来。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子良哥，你我都是贫下中农，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你给我提个头，让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说：“你还没犯错误？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树！”何若英说∶“那是我父亲的事。我那时还年轻，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说，我父亲也死了，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何子良听得心里烦，心想照你的说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该杀了，留着以后翻天？“不要讲了，话讲多了是水。”何子良喝止道。几个人将何若英押到盘家石灰窑边时，何子良叫民兵开枪。大家觉得，不是说公社要提人吗，怎么在这里搞掉呢？都不肯动手。何子良生气了，狠狠骂了一句，亲自开枪将何若英打死，又叫一个民兵用马刀把何的头割下来示众。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的何代余支书，嘴巴能说会道，嗜好也多，比如好打人，好女人，好多吃多占。1964年农村搞社教运动，大家都不提对何支书的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清了何支书的账，还打了他一耳光，后来何代余杀了自家一头猪用于退赔。

杀人风一起，何支书在会上说：“搞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分，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一贯调皮捣蛋的坏家伙也要干掉他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耀我们吊高楼大队！”何支书毛泽东的著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囗一囗吃，仗要一个一个打，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决定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出面请求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杀人的营生，何代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屁股坐歪了，与他一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

何代井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仿佛焕发了青春，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赶着去杀人，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杀人英雄，出尽了风头。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差不多杀干净了，上面传来话：禁止滥杀。何代余立即召开大队民兵营长、革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这坨毒。何支书知道何代井性子暴烈，敢拼命，就想出一个智取的办法。那天中午，何代井被人叫去大队部分花生和红瓜子，何不知是计，早早来了，坐在大队部的门廊里抽烟。何支书看准了，一声令下，三条汉子冲上来，一顿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然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恶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人们赶来一头雄壮的牯牛，把何的双脚用一根粗索子套住，倒掉在牛背后，像拖犁拖耙那样，拖到两里路外的尖尖岭上处决。到了尖尖岭，何代井浑身皮肉全被拖烂，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打了一阵。

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多是满门抄斩，有的大队甚至株连族人。8月24日，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李念德家4口；就在47军进驻道县制止杀人的8月29日，刘代修还顶着禁令，又杀害李念德家9囗人。李家14口，只剩下李念德一人逃脱性命。

大坪岭公社土地塘村蒋汉正全家和同村几十人，被当做反革命一齐赶下岩洞，摔得半死，活活饿死闷死在岩洞里，凄厉惨烈的哭叫声持续两天两夜。洪塘营公社的杀人团，把两百多名反革命绑到附近的矿坑旁边，杀人团的李波清等先用枪打，然后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矿坑活埋。

桥头乡桥头村右派周文楝及其妻陈莲娥、子周辉在杉木岭出工，生产队长指挥青壮劳力将他们一家三口推进一囗多年不用的废窖里，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囗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就这样结束了。接着生产队长又派人到周家，将其另外两个孩子抓到杉木岭。队长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火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囗，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8岁大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

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指挥民兵和积极分子，将蒋汉镇及妻子周军阳等15个地富及子女五花大绑，押至大队部仓库边的禾坪。唐兴浩因借了蒋汉镇100元钱一直不还，遂起杀人灭门之心，吩咐人到蒋家捉来他的三个崽女，一起押至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他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处决，然后推下天坑。周军阳被推下天坑后苏醒过来，7天后被人救起，她家其他5口全死于天坑。1985年，唐兴浩被开除党籍，在处理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100元还给周军阳。

杀人凶手还对受害人妻女进行集体轮奸。8月26日晚，田广洞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指挥民兵，在大队部打死陈高肖和另外两个地富子弟，用马刀砍下3人脑袋，以示其革命坚决。陈高肖的妻子吓得逃回娘家朱家湾，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把她押回大队部。陈高遇定让参加屠杀的人“开大锅饭”，说：“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陈登义率11位民兵，在大队部吃饱喝足，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集体轮奸，还从这个女人的衣袋里掏走20元钱和4丈布票。次日，他们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光棍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在大屠杀风潮中，凶手每杀一人，报酬是二、三元或十斤谷，由大队或公社开支。胡茂昌这个人，一字不识，好吃懒做，手脚不干净，平时村里人就瞧不起他。即便是杀人风起时，大队也不安排他去杀人。胡茂昌坐不住了，嚷着要去杀，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不让人家杀阶级敌人嘛。胡茂昌为什么争着去杀人呢？一是他心里发冲，想杀，二是杀人有补贴。

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21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刑。胡茂昌自告奋勇，跳出来说：“我来一个！”待到把一干人犯押上山就地正法时，一些人又感到下不了手，有点畏缩。胡茂昌上前一步，拍着胸膛：“怕什么，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一下，一气砍掉7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囗了，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自己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

杀完人，胡茂昌像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赢得一片啧啧赞叹。这时，其余13名噎被其他民兵砍掉了。胡茂昌想用马刀尖挑起一个头举起来耍耍，弄了几下没挑起来。环顾四周，胡茂昌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的人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队书记已被胡茂昌的作为镇住了，想不到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没等支书点头，胡茂昌就一马当先杀回村去。

进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一棒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被胡茂昌一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一摔，也没气了。他从被窝里抓起最后一个，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因娘家出身较好，又与大队主要负责人有点亲戚关系，未被杀掉）掂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拽住小孙子不放。胡茂昌大为恼火，猛一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一摔，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胡茂昌那青筋凸暴的小腿上溅满了红红白白的孩子的脑浆。

这一天胡茂昌共得杀11人，得手续费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胡茂昌所在的大队经济状况好一些，每杀一人补贴5元。

杀人团不但杀本地人，外地人也不能幸免。出差的，探亲访友的，做生意的，都一一盘问。查出身，查观点（是湘江风雷派还是红高司派），查组织，查来道县的目的，查探访什么人，一旦查出嫌疑，不问青红皂白，交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登记注册，拉出去就枪毙了。被杀的外地人多达700多人。

军队进城的第二天，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2人，打伤7人，俘虏360余人，缴枪120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红联召开400人的追悼会，红联头头关有志、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得知要停止杀人的消息后，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在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区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袁在总结发言中说道：“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0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三天后，这120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569人。

9月1日清晨，一架伊二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次日又撒一次。传单内容主要有：“禁止杀人！”“杀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群众斗群众！”开始制止杀人非常艰难。一天中午，部队听说清塘区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立即派营长刘富安带人赶去制止。到那里天已近黑，人也被杀了，尸体摆在一囗水井边，几个人手持切西瓜的长刀堵在村囗，不许军人进村，经再三宣传，才让进村。当晚，他们没地方住，住进一个小卖部。卖主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藏起来，不卖给他们，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不敢给；谁给了，上面就会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

9月23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12人，打伤多人。这又激起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特别在农村，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长矛、鸟铳等凶器进行围攻，骂这些制止杀人的部队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扬言要与他们拼到底。

道县大屠杀好比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冲击波四下扩散，省会长沙的湖南大学也跟着贴出“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幅标语，道县的几个邻县更是跟风杀人。江华瑶族自治县，从8月29日到10月25日，57天里杀了898人。宁远县8月18日开始杀人，先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了4人，接着麦地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王财富指挥民兵把38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成一串，一个个推下荒废的红薯窖，放火烧死，盖上黄土。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有人问他怎么搞，他笑而不答，很艺术地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另一只手以掌代刀，作了个砍的姿势。干部们言听计从，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68人统统推入地窖活埋。这个大队是零陵地区杀人最多的大队。

宁远县有个弯子里村，村子不大，多数都姓郑。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清早，该村50多人被乱刀砍死，全部丢进地窖。身材高大的郑工金被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手们毫不犹豫地用锄头将其身子挖成三段。12岁的少年郑山蓝吓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树上，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工都要得。”这话成了遗言。刚满17岁，长得十分秀气的郑翠云，被几个人按在本村小学里轮奸，然后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又臭又冷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保住一条小命。村里三个单身汉，趁机将三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关起来，杀了她们的丈夫，然后堂堂正正地与她们结婚。宁远县杀人的特点是一家家地杀，杀光杀绝，不留隐患，共杀1092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永县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大屠杀期间回老家道县探亲，沿途见河里漂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很受启发，回到自己的公社就开杀人吹风会。第二天一早，文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着一些人，敲锣打鼓地来公社报喜，称该大队昨晚已杀了6人（零陵地区杀人报喜的，仅此一例）。其他公社大队也纷纷部署杀人，先后杀325人。双牌县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全县共杀345人（含被迫自杀的48人）。新田县9月8日开始杀人，动手稍晚，其杀人特点是声势浩大，开万人大会，现场杀人。全县21个公社，有18个公社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

零陵县的永州市，9月的几天内杀158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南山县共杀145人，该县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杀掉其中骨干，实际上全部都是假案。祁阳县周塘公社逼供出一个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进一步扩大战果，深挖出600多反革命分子，并将追查风扩展到全县33个公社，共杀218人。

东安县距道县较远，杀人风期间仅杀11人。可是8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审查一个有作风问题的妇女，引发全县追查反共救国军，挖出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审讯中，打死141人，被迫自杀278人，致伤残1132人。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66天里，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被杀和被逼自杀4519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都不同程度地杀了人。包含道县在内，文革期间全地区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逼自杀，致残2146人。按阶级成分划分，死者中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14000多人。

杀人手段可归纳为10种：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9、火烧（含熏死）。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当时对道县惨案进行过三次统计。第一次统计，共杀4500人；第二次统计，共杀6500人。第三次调查由47军刘副参谋长负责，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调查结果显示，确切数字是两万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立案在册的人和本地和外地失踪的人。

道县大屠杀接近尾声时，阎维胜、周志清、蒋良信、何适、王恩昌、周家丰、周贤维、刘香喜等8人，冒着生命危险，走访了100多名当事人和目击者，走遍了道县的村村落落，含着热泪听那些孤儿寡母叙述他们亲人惨遭杀害的经过，最后写出道县屠杀大事纪300多页，记录了有名有姓的6千多名死者的全部材料。半年之内，他们用多种方式向上级汇报，控诉熊丙恩等杀人魔鬼的罪行。中央令湖南省委调查上报，湖南省委又批转零陵地区，零陵地区又批转道县县委。材料就像一个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又踢回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道县县委向零陵地区报告：死人是实，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打死的。零陵返报省委，省委返报中央，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在此期间，8名上书者遭到残酷迫害。阎维胜，因为姓阎，又是北方人，被扣上阎锡山特务的帽子，关押一年，受尽毒打和折磨。周贤维、周家丰被关在牢里，遭受迫害。蒋良信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10年。刘香喜被判死刑，后改为20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死去活来。

1985年春，道县杀人事件调查组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该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的回答是：“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

转至——【阿波罗新闻网 2015-04-27 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