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畜暴政独裁的腐朽政体，苟延残喘已然穷途末路，仍旧采用坑骗绑架的罪恶手法，恶搞经济统战，打经济牌死保恶党。这给大陆人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不可再生的超长期灾难性影响，使得空气、水源、土壤等变得日益肮脏污浊，臭气熏天，并由此创生出了一个耻辱性词汇：“Smogpocalypse”-（污染狂灾所导致的毁灭）。这仅仅只是共畜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证之其一。
如下便用系列图片直观地诠释何谓大陆的——Smogpocalypse
2014年12月25日星期四
Smogpocalypse——污染狂灾
2014/11/20
共畜暴政独裁的腐朽政体，苟延残喘已然穷途末路，仍旧采用坑骗绑架的罪恶手法，恶搞经济统战，打经济牌死保恶党。这给大陆人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不可再生的超长期灾难性影响，使得空气、水源、土壤等变得日益肮脏污浊，臭气熏天，并由此创生出了一个耻辱性词汇：“Smogpocalypse”-（污染狂灾所导致的毁灭）。这仅仅只是共畜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证之其一。
如下便用系列图片直观地诠释何谓大陆的——Smogpocalypse
共畜暴政独裁的腐朽政体，苟延残喘已然穷途末路，仍旧采用坑骗绑架的罪恶手法，恶搞经济统战，打经济牌死保恶党。这给大陆人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不可再生的超长期灾难性影响，使得空气、水源、土壤等变得日益肮脏污浊，臭气熏天，并由此创生出了一个耻辱性词汇：“Smogpocalypse”-（污染狂灾所导致的毁灭）。这仅仅只是共畜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证之其一。
如下便用系列图片直观地诠释何谓大陆的——Smogpocalypse
刁禁评不配做习仲勋儿子，而是毛恶畜犬孙
作者：胡平
六四25周年前夕，中共当局展开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以及自由派学者的严厉打压。
和以前二十多年来同期的打压相比，这一轮打压有两大特点：
1、打压面更广。正如国内一位法学院院长所说：抓捕徐友渔、郝建教授比抓捕许志永博士带给他的震惊还要大得多。
2、出手更狠。这里所说的出手更狠，不是说有更多的虐待或判更长的刑期；狠是对事由而言，私宅聚会都抓，餐馆聚餐都抓，是谓更狠。
以五君子被刑拘一事为例。浦志强、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和刘荻无非是参加了在郝建家中举行的纪念六四研讨会，居然就被指控涉嫌“寻衅滋事罪”关进看守所，实在骇人听闻。
什么是“寻衅滋事罪”？中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然而，五君子及其他数人仅仅是在私人家中举行了一次聚会，这和“寻衅滋事罪”的任何一条都毫不沾边，怎么能扣上“寻衅滋事罪”？
更何况，五年前，几乎是同样一批人，也是在六四前夕，举行过同样一次研讨会，当时并没有定罪。滕彪在推特上写到：“09年5月，‘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在京举行。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与会。会后除了个别的被喝茶、我被停课之外，都没啥事。怀念河蟹时代的美好时光啊。”
我补充一点，2009年那次六四研讨会是在北京郊区香山饭店举行的，按说，饭店比私人住宅还多一些公共性；另外，在那次研讨会后，徐友渔还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那次都没啥事，这次却成了“寻衅滋事罪”？！
有人问，这次打压是否和恰逢六四25周年格外敏感，海外又有人号召国内人“重返天安门”有关？
我以为无关。2009年是六四20周年，按说其敏感度只会比今年更高，至少不会更低。2009年海外也大造声势，号召国内人穿白衣，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可是，2009年在香山饭店举行六四研讨会没有抓一个人，这次却一气抓了五个。
本来，有2009年的先例在，刁禁评大可依样画葫芦，便足以免去党内强硬派的非议，可是他偏偏走得更远，那只能证明刁禁评本人就很强硬；那只能证明刁禁评比他的前任更凶狠。
或许有人会提醒我们，1998年年底，江泽民大肆逮捕民主党人，也很凶狠；2011年2月，胡锦涛害怕中国发生茉莉花革命，刑拘了一大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也很凶狠。不过，这两件事和这次刑拘五君子还有所不同。毕竟，公开组党是民运人士向一党专制发起新挑战，而这次纪念六四研讨会只不过是重复五年前就做过的老一套。你朝前跨出一大步遭到打压，和你原地踏步就遭到打压，两者显然还是有区别的。另外，胡锦涛在2011年2月展开的那场大搜捕，是发生在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给全世界造成巨大冲击的背景之下，而这次刁禁评到处抓人却并没有类似的背景。因此我们必须说，江泽民狠，胡锦涛也狠，刁禁评更狠。
此前，有不少人对刁禁评寄予厚望，以为刁禁评既然是习仲勋的儿子，理当更温和、更开明，上台后又大权独揽，可以摆脱元老的掣肘，因此可望在政治改革上有大作为。然而考查刁禁评这些年来的种种言行，包括三个自信、七不讲、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再加上他上台以来，重弹毛恶畜的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类陈词滥调，热衷于为自己搞个人崇拜，可见绝不是什么开明人物。
刁禁评誓言反腐败，打苍蝇也打老虎，这应是他上台来的最大亮点。但刁禁评的反腐败暗含重大问题。问题不在于他的反腐败有选择性，也不在于他利用反腐败搞权斗清除异己，问题在于刁禁评的反腐败不是依靠民意而是打压民意，可见其目的在于强化极权。这就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讲到过的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作为曾经和父亲一道深受毛恶畜迫害的红二代，刁禁评对毛恶畜或许恨之入骨，但作为毛开创的红色江山的接班人，他对毛的统治术却又情有独钟，五体投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刁禁评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恶畜的孙子。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2期 2014年5月30日—6月12日）
2014年12月24日星期三
粉碎共畜洗脑之言论集锦
2014-12-20 06:23 PM
2014-12-20 06:23 PM
1985年，〝计划生育好，共畜来养老〞；1995年，〝计划生育好，共畜帮养老〞；
2005年，〝养老不能靠共畜，要求加社保〞；
2012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
2015年快到了，大家猜一下会喊什么呢？
回答：再老也得豢养多如牛毛的罪恶共畜！
40年代说全国解放了就能致富；
50年代说分到田地就能致富；
60年代说学了毛恶畜邪教就能致富；
70年代说改革开放就能致富，
80年代说少生孩子就能致富，
90年代说勤劳就能致富，
00年代说有门技术就能致富。
一直以为没有富是因为没有跟好时代步伐，
最后才恍然大悟，当了共畜狗官才最容易致富。
在短短的60年里，
百年一遇的洪水见过10次，
500年一遇的海啸见过2次，
千年一遇的地震见过2次，
唯独五年一遇的全民大选一次都还没见着。
要拆你的时候，只需一夜；
要涨价的时候，只需一天；
要加税的时候，只需几个月；
要它们禁吃鱼翅，却需要三年；
要它们公示自己的财产，几十年还没能完成。
权力不受约束怎会不欺民，靠品德，痞话。
权力不受监督怎么会不贪，靠人格，废话。
权力不能问责怎么会负责，靠人品，鬼话。
权力不能质疑怎会不犯错，靠魅力，黑话。
权力不可选择怎会不害民，靠自觉，浑话。
把共畜犯罪叫严重违纪，
把强烈不满叫情绪稳定。
把非法监禁叫劳动教养，
把恶性通胀叫价格波动，
把乱象横生叫和谐盛世，
把弄虚作假叫实事求是，
把敲骨吸髓叫物价接轨。
它们对医疗不重视，因为它们有狗官病房；
它们对教育不重视，因为它们的孩子在留洋；
它们对食品安全不重视，因为它们有特供食品；
它们对堵车不重视，因为它们出行狗警党棍开道；
它们对国家未来不重视，因为它们妻儿已经移民美国！
中国奴民的十三大〝错〞
1、在大人面前，孩子错了！
2、在蠢蟑面前，村民错了！
3、在缴警面前，司机错了！
4、在裁判面前，球员错了！
5、在狑盜面前，员工错了！
6、在党棍面前，法律错了！
7、在金钱面前，道德错了！
8、在现实面前，理想错了！
9、在富人面前，穷人错了！
10、在狗官面前，贱民错了！
11、在共畜面前，良知错了！
12、在暴政面前，人性错了！
13、在专制面前，民主错了！
2014年12月23日星期二
占中撕下了共畜伪装的羊皮
2014年12月13日
笔者：胡平
原文：巩固占中成果，防止失败主义
纽约和香港相差13个小时，我是熬夜坐在电脑前看完金钟清场现场直播的。当我看到“双学”和“泛民”成员以及《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等被警方带走那一幕时，不由得热泪盈眶。尤其是“泛民”和黎老板，早先就适时地提出过退场和转换抗争方式的正确建议，有些人还因此受到同道的误解和责难，但是在占中最后的时刻，他们从容坦荡，勇于承担，更是令人钦佩不已。
占中告一段落，争取真普选的抗争此伏彼起。眼下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巩固占中成果，二是防止失败主义。
占中有无成果，此事仍有争议。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先前就对占中取得的种种伟大成果有所论述，此处不赘。只可惜这些成果都是在占中初期即已取得，以后民意逆转，致使到手的成果缩水，由此可见巩固成果之必要、之迫切。首先需要把得而复失的民心再争取过来，其次是要让那些感到挫折而灰心的人们重新鼓起士气。
这就必须讲一讲防止失败主义的问题了。何谓失败主义？失败主义是一种因为认定未来注定失败，而放弃一切改变现状的行动的思想。失败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失败主义往往产生于失败之后。但是，单纯的失败并不至于产生失败主义，唯有当人们普遍认定失败是不可避免、是命中注定时，才会产生失败主义。
有论者说，这次旷日持久的占中运动之所以无果而终，不只是因为梁振英为首的港府，更是因为港府背后的共畜，尤其是刁恶畜主导的共畜，从一开始就决定寸步不让、毫不妥协，因此，无论港人如何英勇，也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策略，都不可能撼动半分。
照此说，占中无成果乃是命定的——只要共畜暴政者自己不改变，港人的抗争就注定了徒劳无功。
接下来的情况便是，极少数勇士会屡败屡战，愈挫愈奋；大多数民众则由于深感挫折、无奈、沮丧和失望，因而消沉下去。在未来的抗争中，大多数人很可能会选择放弃。毕竟，大多数人之所以参与抗争，总是怀抱某种希望，希望自己的参与能够使事情得到改进；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参与只是枉费精神，他们就不会参与了。
这会是一种恶性循环。正因为多数人不参与，所以抗争更不可能获胜；由于抗争更不可能获胜，因此人们更不参与。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这种从高峰，由于挫败，而坠入低谷的事例。
要防止失败主义，我们就必须找出占中的成果，并把它保存下来，巩固下去。另外，我们也必须反思，检讨我们自己在运动中的策略缺失。当年面对军政府的高压，声威浩大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也曾一度陷于低潮。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说：我每次被击倒，我就想，一定是我们做得还不够聪明，以后我们一定会做得更聪明、更巧妙。我们一定会赢。
我们必须让大家相信，占中并不是没有获得成果。占中撕下了共畜伪装的羊皮，让其狰狞面目再次赤裸裸地暴露于全世界，让人们对共畜暴政者的善意期待彻底幻灭，这就是占中的最重要成果。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让大家相信，我们的挫折决不是命中注定的，那也和我们自己的策略失误有关，而我们是可以改进、可以做得更好的。
固然，在共畜专制政治格局下，真普选的目标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我们并不是无能为力。残暴共畜的恶劣不需要再更多证明。我们需要证明的是，尽管残暴共畜那么恶劣，我们仍然可以把事情朝好的方向有所推进。
笔者：胡平
原文：巩固占中成果，防止失败主义
纽约和香港相差13个小时，我是熬夜坐在电脑前看完金钟清场现场直播的。当我看到“双学”和“泛民”成员以及《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等被警方带走那一幕时，不由得热泪盈眶。尤其是“泛民”和黎老板，早先就适时地提出过退场和转换抗争方式的正确建议，有些人还因此受到同道的误解和责难，但是在占中最后的时刻，他们从容坦荡，勇于承担，更是令人钦佩不已。
占中告一段落，争取真普选的抗争此伏彼起。眼下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巩固占中成果，二是防止失败主义。
占中有无成果，此事仍有争议。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先前就对占中取得的种种伟大成果有所论述，此处不赘。只可惜这些成果都是在占中初期即已取得，以后民意逆转，致使到手的成果缩水，由此可见巩固成果之必要、之迫切。首先需要把得而复失的民心再争取过来，其次是要让那些感到挫折而灰心的人们重新鼓起士气。
这就必须讲一讲防止失败主义的问题了。何谓失败主义？失败主义是一种因为认定未来注定失败，而放弃一切改变现状的行动的思想。失败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失败主义往往产生于失败之后。但是，单纯的失败并不至于产生失败主义，唯有当人们普遍认定失败是不可避免、是命中注定时，才会产生失败主义。
有论者说，这次旷日持久的占中运动之所以无果而终，不只是因为梁振英为首的港府，更是因为港府背后的共畜，尤其是刁恶畜主导的共畜，从一开始就决定寸步不让、毫不妥协，因此，无论港人如何英勇，也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策略，都不可能撼动半分。
照此说，占中无成果乃是命定的——只要共畜暴政者自己不改变，港人的抗争就注定了徒劳无功。
接下来的情况便是，极少数勇士会屡败屡战，愈挫愈奋；大多数民众则由于深感挫折、无奈、沮丧和失望，因而消沉下去。在未来的抗争中，大多数人很可能会选择放弃。毕竟，大多数人之所以参与抗争，总是怀抱某种希望，希望自己的参与能够使事情得到改进；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参与只是枉费精神，他们就不会参与了。
这会是一种恶性循环。正因为多数人不参与，所以抗争更不可能获胜；由于抗争更不可能获胜，因此人们更不参与。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这种从高峰，由于挫败，而坠入低谷的事例。
要防止失败主义，我们就必须找出占中的成果，并把它保存下来，巩固下去。另外，我们也必须反思，检讨我们自己在运动中的策略缺失。当年面对军政府的高压，声威浩大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也曾一度陷于低潮。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说：我每次被击倒，我就想，一定是我们做得还不够聪明，以后我们一定会做得更聪明、更巧妙。我们一定会赢。
我们必须让大家相信，占中并不是没有获得成果。占中撕下了共畜伪装的羊皮，让其狰狞面目再次赤裸裸地暴露于全世界，让人们对共畜暴政者的善意期待彻底幻灭，这就是占中的最重要成果。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让大家相信，我们的挫折决不是命中注定的，那也和我们自己的策略失误有关，而我们是可以改进、可以做得更好的。
固然，在共畜专制政治格局下，真普选的目标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我们并不是无能为力。残暴共畜的恶劣不需要再更多证明。我们需要证明的是，尽管残暴共畜那么恶劣，我们仍然可以把事情朝好的方向有所推进。
刁恶畜搞掉令计划图穷匕见
2014-12-24 07:36
笔者：胡平
原文：谁决定了令计划的命运？
令计划的命运在胡阿斗宣布“裸退”那一刻已经注定了。胡阿斗本来希望以“裸退”结束老人政治，但并未达到目的。据说，令计划曾拼命反对胡阿斗裸退，但胡去意已决，谁也劝不动。
令计划反对胡阿斗裸退当然是为自己仕途着想，希望胡能在共畜政坛保持一定的影响力，以便给他鞍前马后拼命效力的亲信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和遮盖，不至于被人赶尽杀绝。和江恶畜比起来，胡阿斗在这一点上做得实在是太差了。往好里说，是高风亮节；往坏里说，是明哲保身，不负责任。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没有胡阿斗，令计划不可能升得那么高；同样，如果没有胡阿斗，令计划也不可能跌得那么惨。桀犬吠尧，各为其主。正如曾庆红人渣效忠江恶畜，施展阴谋手段挑拨离间扳倒“杨家将”，罗织罪名囚禁陈希同一样，令计划作为胡阿斗的大内总管，时时处处为主子分忧解难，鞍前马后，呕心沥血，甚至被迫卷入权力斗争，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每次胡阿斗出行，令计划都要亲自提前到现场布置安保环节，一丝一毫不敢懈怠。在胡阿斗遭遇几次谋杀之后，他作为中办主任，给警卫下达命令，任何人未经许可擅自接近胡阿斗三米之内，格杀勿论，曾引来非议。更为重要的是，在激烈的江胡权斗过程中，他费尽心机，运筹帷幄，先后打掉了江恶畜选定的接班人陈良宇和薄恶棍，在十七大上逼退了阴谋家曾庆红人渣。因此他被人恨之入骨，遭到算计也是不难理解的。
2012年3月15日，薄恶棍被解除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三天之后，即3月18日凌晨4点，北京海淀区保福寺桥附近便发生了一起离奇的车祸，造成两死一伤。死者即令计划之子令谷。时间巧合得令人生疑，难怪令计划坚信这不是一场普通车祸，而是一场蓄意的政治谋杀。看过这场车祸照片的人应该明白，在北京城内发生的一场车祸，居然能使坚固的法拉利轿车撞为两截，完全焚毁，车上三人飞出车身五米开外，一死两伤，完全不可思议。说明该车刹车失灵，油门失控，或者整部车已被外力所控制。
车祸发生后，令计划立即出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封锁事故现场，被指责滥用职权干扰调查。事实上令计划的行动完全可以理解。在中国司法、武警甚至军队介入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情况下，令计划不可能相信任何人，只能相信自己人，他希望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把这场谋杀案弄个水落石出。复仇的怒火燃烧在心中，也使他失去了理智和判断，铸就了一系列大错，被一步步诱入精心设计的陷阱。
周恶畜在318车祸发生后，立即打电话给令计划，表示可以做个“交易”，强拉令计划入伙，营救薄恶棍。于是，令计划指使人掩盖事故现场，汇巨款安抚死伤女孩家人，又强忍丧子悲痛，装作若无其事地参加第二天的所有官方活动。这些，正中他的政敌的圈套。江恶畜指责他“没有人性怎么会有党性？”从此开始了毁灭令计划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步步得到实现，现在刁恶畜手上正在画上休止符。
据说令计划迟迟不肯将其爱子的尸体火化，而是将遗体存放在零下二十度的冰柜中，期待有朝一日为其申冤复仇，可惜这一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了。扑朔迷离的〝法拉利事件〞至今也没有一个官方结论，而令计划即将锒铛入狱。我想，令计划当初若忍了，认了，不再采取行动反抗，可能不会有今天的结局。中国政治是一个烂泥潭，更是一座虎狼出没的原始森林，成王败寇，令计划的悲剧也在意料之中。但可以设想，当初令计划若不被周恶畜诱惑误卷入针对习的政变计划，而是成为刁党，结局恐怕不会是这样。
我现在对刁恶畜狑盜的反腐运动的目的越来越表示怀疑，这似乎并不是一场纯粹意义上的反腐运动，而是一场选择性反腐运动，借反腐清理政敌，或者为了太子狗贼党全面执政而蓄意摧毁平民党。中国的腐败起源自太子狗贼党，今天最腐败的家族也是太子狗贼党家族，九大元老家族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它们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子女移民到国外，它们贪污的财产不是一个亿，两个亿，而是无数个亿。为什么它们就能在反腐风暴中安然无恙？
因此，令计划事件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打虎事件”，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而这个事件将对中国未来政局产生重大影响。我们拭目以待。
枫苑梦客-万维博客
笔者：胡平
原文：谁决定了令计划的命运？
令计划的命运在胡阿斗宣布“裸退”那一刻已经注定了。胡阿斗本来希望以“裸退”结束老人政治，但并未达到目的。据说，令计划曾拼命反对胡阿斗裸退，但胡去意已决，谁也劝不动。
令计划反对胡阿斗裸退当然是为自己仕途着想，希望胡能在共畜政坛保持一定的影响力，以便给他鞍前马后拼命效力的亲信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和遮盖，不至于被人赶尽杀绝。和江恶畜比起来，胡阿斗在这一点上做得实在是太差了。往好里说，是高风亮节；往坏里说，是明哲保身，不负责任。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没有胡阿斗，令计划不可能升得那么高；同样，如果没有胡阿斗，令计划也不可能跌得那么惨。桀犬吠尧，各为其主。正如曾庆红人渣效忠江恶畜，施展阴谋手段挑拨离间扳倒“杨家将”，罗织罪名囚禁陈希同一样，令计划作为胡阿斗的大内总管，时时处处为主子分忧解难，鞍前马后，呕心沥血，甚至被迫卷入权力斗争，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每次胡阿斗出行，令计划都要亲自提前到现场布置安保环节，一丝一毫不敢懈怠。在胡阿斗遭遇几次谋杀之后，他作为中办主任，给警卫下达命令，任何人未经许可擅自接近胡阿斗三米之内，格杀勿论，曾引来非议。更为重要的是，在激烈的江胡权斗过程中，他费尽心机，运筹帷幄，先后打掉了江恶畜选定的接班人陈良宇和薄恶棍，在十七大上逼退了阴谋家曾庆红人渣。因此他被人恨之入骨，遭到算计也是不难理解的。
2012年3月15日，薄恶棍被解除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三天之后，即3月18日凌晨4点，北京海淀区保福寺桥附近便发生了一起离奇的车祸，造成两死一伤。死者即令计划之子令谷。时间巧合得令人生疑，难怪令计划坚信这不是一场普通车祸，而是一场蓄意的政治谋杀。看过这场车祸照片的人应该明白，在北京城内发生的一场车祸，居然能使坚固的法拉利轿车撞为两截，完全焚毁，车上三人飞出车身五米开外，一死两伤，完全不可思议。说明该车刹车失灵，油门失控，或者整部车已被外力所控制。
车祸发生后，令计划立即出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封锁事故现场，被指责滥用职权干扰调查。事实上令计划的行动完全可以理解。在中国司法、武警甚至军队介入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情况下，令计划不可能相信任何人，只能相信自己人，他希望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把这场谋杀案弄个水落石出。复仇的怒火燃烧在心中，也使他失去了理智和判断，铸就了一系列大错，被一步步诱入精心设计的陷阱。
周恶畜在318车祸发生后，立即打电话给令计划，表示可以做个“交易”，强拉令计划入伙，营救薄恶棍。于是，令计划指使人掩盖事故现场，汇巨款安抚死伤女孩家人，又强忍丧子悲痛，装作若无其事地参加第二天的所有官方活动。这些，正中他的政敌的圈套。江恶畜指责他“没有人性怎么会有党性？”从此开始了毁灭令计划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步步得到实现，现在刁恶畜手上正在画上休止符。
据说令计划迟迟不肯将其爱子的尸体火化，而是将遗体存放在零下二十度的冰柜中，期待有朝一日为其申冤复仇，可惜这一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了。扑朔迷离的〝法拉利事件〞至今也没有一个官方结论，而令计划即将锒铛入狱。我想，令计划当初若忍了，认了，不再采取行动反抗，可能不会有今天的结局。中国政治是一个烂泥潭，更是一座虎狼出没的原始森林，成王败寇，令计划的悲剧也在意料之中。但可以设想，当初令计划若不被周恶畜诱惑误卷入针对习的政变计划，而是成为刁党，结局恐怕不会是这样。
我现在对刁恶畜狑盜的反腐运动的目的越来越表示怀疑，这似乎并不是一场纯粹意义上的反腐运动，而是一场选择性反腐运动，借反腐清理政敌，或者为了太子狗贼党全面执政而蓄意摧毁平民党。中国的腐败起源自太子狗贼党，今天最腐败的家族也是太子狗贼党家族，九大元老家族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它们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子女移民到国外，它们贪污的财产不是一个亿，两个亿，而是无数个亿。为什么它们就能在反腐风暴中安然无恙？
因此，令计划事件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打虎事件”，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而这个事件将对中国未来政局产生重大影响。我们拭目以待。
枫苑梦客-万维博客
2014年12月20日星期六
共畜篡政以來殺人記錄
作者：曹長青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周年日。在共畜主义走向全面崩潰的今天，共畜仍壟斷着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權力。不少人期待這個黨能夠進行政治改革，把中國引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且不說在國際共產運動中，沒有任何一個共產政權是主動放棄權力、放棄專制而走向民主的（東歐的全部共產政權，包括蘇聯，都是被人民推翻，而後建立的民主政府）；且不說共產運動中是否會產生異數，共畜是否有這種願望和能力，僅以它建黨以來，尤其是在中國建政之後，以政權的力量使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一事實，共畜就絕對沒有資格繼續執政，而應接受歷史的審判。
我不是研究共畜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共畜專制下的一個幸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阅讀多種書刊，把這些數據中提及的共畜造成大眾死亡的數字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數據綜述在這里，一是通過這些數字（在共畜建黨周年之際），促使那些對共畜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拋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了解到的共畜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共畜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畜主义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共畜黑皮書》。
一，共畜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共畜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共畜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共畜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畜主义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共畜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據1996年共畜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志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余人被牽連，5百余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共畜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共畜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中，共有55萬2千9百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共畜當局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千7百倍！
據上述1996年共畜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千3百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萬2千7百多人被逮捕，有2萬2千1百余人自殺，3千5百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共畜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分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分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共畜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共畜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字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共畜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于饑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志”，並通過私人關系看到了一些共畜有關文件，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數據翔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數據。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征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听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於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共畜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共畜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志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百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共畜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共畜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于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共畜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夸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畜主义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共畜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共畜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共畜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據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志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共畜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共畜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道中引述的數字：共畜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共畜高干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共畜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共畜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余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余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斗中死亡23萬7千余人，703萬余人傷殘；7萬1千2百余個家庭整個被毀。”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共畜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共畜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布。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里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尸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尸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听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周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周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1999年6月出版）。
“六四”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每年像以往一樣，共畜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過去幾年每年都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字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數據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黨”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黨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黨的就有926人，佔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該書1995年底由共畜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共畜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字比上述共畜官方數字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共畜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共畜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周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游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共畜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共畜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于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后，接着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幸存，其于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于饑餓。在拉薩郊外的扎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幸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餓鬼》引述共畜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盡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于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佔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于饑餓，86萬人死于迫害、槍殺。”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着的狀態死的。”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共畜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組織1999年4月發布的“新疆人權報告”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布爾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該報告說，“從1997年1月至今，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據旅居德國慕尼黑的維族學者安瓦爾於1999年在澳門召開的“一國兩制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自1990年以來，被共畜處決以及迫害死于獄中的維族人等有700多人，被共畜關押、收審的人數達56萬人次。”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共畜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共畜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該書使用了很多共畜中央黨史研究室和共畜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畜主义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共畜建政后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道“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字推算出）：“自1949年共畜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歷史將審判共畜
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字。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畜主义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相當於近4個台灣，11個香港的人口；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畜主义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共畜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
（本文壓縮后以圖表形式載香港《爭鳴》2001年7月號）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周年日。在共畜主义走向全面崩潰的今天，共畜仍壟斷着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權力。不少人期待這個黨能夠進行政治改革，把中國引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且不說在國際共產運動中，沒有任何一個共產政權是主動放棄權力、放棄專制而走向民主的（東歐的全部共產政權，包括蘇聯，都是被人民推翻，而後建立的民主政府）；且不說共產運動中是否會產生異數，共畜是否有這種願望和能力，僅以它建黨以來，尤其是在中國建政之後，以政權的力量使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一事實，共畜就絕對沒有資格繼續執政，而應接受歷史的審判。
我不是研究共畜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共畜專制下的一個幸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阅讀多種書刊，把這些數據中提及的共畜造成大眾死亡的數字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數據綜述在這里，一是通過這些數字（在共畜建黨周年之際），促使那些對共畜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拋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了解到的共畜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共畜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畜主义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共畜黑皮書》。
一，共畜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共畜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共畜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共畜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畜主义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共畜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據1996年共畜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志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余人被牽連，5百余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共畜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共畜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中，共有55萬2千9百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共畜當局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千7百倍！
據上述1996年共畜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千3百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萬2千7百多人被逮捕，有2萬2千1百余人自殺，3千5百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共畜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分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分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共畜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共畜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字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共畜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于饑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志”，並通過私人關系看到了一些共畜有關文件，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數據翔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數據。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征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听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於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共畜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共畜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志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百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共畜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共畜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于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共畜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夸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畜主义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共畜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共畜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共畜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據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志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共畜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共畜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道中引述的數字：共畜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共畜高干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共畜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共畜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余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余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斗中死亡23萬7千余人，703萬余人傷殘；7萬1千2百余個家庭整個被毀。”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共畜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共畜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布。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里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尸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尸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听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周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周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1999年6月出版）。
“六四”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每年像以往一樣，共畜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過去幾年每年都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字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數據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黨”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黨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黨的就有926人，佔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該書1995年底由共畜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共畜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字比上述共畜官方數字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共畜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共畜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周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游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共畜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共畜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于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后，接着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幸存，其于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于饑餓。在拉薩郊外的扎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幸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餓鬼》引述共畜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盡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于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佔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于饑餓，86萬人死于迫害、槍殺。”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着的狀態死的。”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共畜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組織1999年4月發布的“新疆人權報告”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布爾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該報告說，“從1997年1月至今，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據旅居德國慕尼黑的維族學者安瓦爾於1999年在澳門召開的“一國兩制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自1990年以來，被共畜處決以及迫害死于獄中的維族人等有700多人，被共畜關押、收審的人數達56萬人次。”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共畜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共畜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該書使用了很多共畜中央黨史研究室和共畜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畜主义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共畜建政后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道“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字推算出）：“自1949年共畜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歷史將審判共畜
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字。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畜主义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相當於近4個台灣，11個香港的人口；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畜主义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共畜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
（本文壓縮后以圖表形式載香港《爭鳴》2001年7月號）
2014年12月13日星期六
江苏大学女生越轨遭活摘
2014-11-30
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
江苏有一大学女生昨晚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庆祝。她觉得很快乐，喝了很多酒，这时有个年轻帅哥坐在了她的前面。在男孩的百般调情挑逗下，该女生终于答应与这个帅哥去了家附近酒店，并开了个豪华包间。
房间里，该女生喝了些酒，慢慢地她开始觉得不清醒，然后就睡著了。当该女生再醒来时，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地在泡浴缸中，而且浴缸里满满的都是冰。浴池旁边有张纸条，上面赫然用红字写著“打120，否则你会死！”她自己的手机也在纸条旁边。她拨打了，并说明自己目前的情况。医生建议她检查自己的背部，结果她发现有两条九寸长的割伤口在背部下方！！！医生要她马上躺回满是冰的浴缸，告诉她不要动，马上会有急救队来找她。
原来，她的肾脏被偷了！那两条口，就是取出她的肾脏时留下的！
在黑市里，1肾脏值300000元！法医判断，被害人所喝的酒中，可能不只是单纯的迷晕药，还有强力的麻醉剂，而冰也起到了镇痛效果，所以被害人暂时不会感觉到疼痛。该女生在医院里等待肾脏捐赠无果后死亡。
共畜狗警：
这种新的犯罪正在发生，并且以年轻女性和男生，旅游者，学生为目标。犯罪组织很有规模，并且有训练有素的人员。这种犯罪行为正发生在很多主要城市，最近尤其是在山东、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厦门、泉州、北京、上海、四川、重庆、全国各地酒吧。我们目前做了大量的统计工作，但总是与罪犯失之交臂，我们咬牙切齿，可爱莫能助。请你们自己多多保重吧，愿好人一生平安。
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
江苏有一大学女生昨晚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庆祝。她觉得很快乐，喝了很多酒，这时有个年轻帅哥坐在了她的前面。在男孩的百般调情挑逗下，该女生终于答应与这个帅哥去了家附近酒店，并开了个豪华包间。
房间里，该女生喝了些酒，慢慢地她开始觉得不清醒，然后就睡著了。当该女生再醒来时，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地在泡浴缸中，而且浴缸里满满的都是冰。浴池旁边有张纸条，上面赫然用红字写著“打120，否则你会死！”她自己的手机也在纸条旁边。她拨打了，并说明自己目前的情况。医生建议她检查自己的背部，结果她发现有两条九寸长的割伤口在背部下方！！！医生要她马上躺回满是冰的浴缸，告诉她不要动，马上会有急救队来找她。
原来，她的肾脏被偷了！那两条口，就是取出她的肾脏时留下的！
在黑市里，1肾脏值300000元！法医判断，被害人所喝的酒中，可能不只是单纯的迷晕药，还有强力的麻醉剂，而冰也起到了镇痛效果，所以被害人暂时不会感觉到疼痛。该女生在医院里等待肾脏捐赠无果后死亡。
共畜狗警：
这种新的犯罪正在发生，并且以年轻女性和男生，旅游者，学生为目标。犯罪组织很有规模，并且有训练有素的人员。这种犯罪行为正发生在很多主要城市，最近尤其是在山东、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厦门、泉州、北京、上海、四川、重庆、全国各地酒吧。我们目前做了大量的统计工作，但总是与罪犯失之交臂，我们咬牙切齿，可爱莫能助。请你们自己多多保重吧，愿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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