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5日星期四

资中筠:没有法治的反腐是历史的重复

2014年10月24日


编者按: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新年期许》论坛上,资中筠先生对中国的反腐、法治、外交和社会启蒙分别表达了自己看法和期待,本文系她的发言实录。



讲到中国的问题,我想到的是第一个问题是环境问题。环境问题还不光是人,不光是中国的政治问题。目前中国如果要是再不注意环境,如此地污染下去,我们看不到生态的拐点。水资源污染的严重性可能超过空气,空气大家可以看得到,但水污染却不然。现在中国已经基本没有青山绿水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最希望的就是2014年执政者能够把主要的资源和注意力,切切实实转到环境领域,不然民众根本住不下去了。

第二个,目前的反腐方式难说乐观。现在因为中央的反腐举措,好像导致经济一片萧条,饭店开不下去了,各行业都受影响,据说连做日历的都破产了。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说明中国的民间消费力量非常之弱,只能靠官消费,官消费实际上用的还是纳税人的钱,这是不正常的消费市场。所以不能靠明年的官员消费反弹和大吃大喝来繁荣市场。所谓拉动内需,是应该真正把民间消费力量、老百姓的消费力量拉动起来,那么市场才是靠大多数民众支撑的,而不是靠官员奢华的大吃大喝、贪污腐化支撑的,才是一个正常的消费市场。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落实决议里面对于经济改革的好多积极的措施。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很多经济学家出席的会,经济学家们一片乐观,他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决议,如果每一件都能够落实的话,足以推进经济改革,而且认为这次的经济改革是根本性的、可以突破政治框架的。那么起草决议为何能够把如此根本的改革措施写上去呢?是不是因为,有关领导并没理解某一个措施意味着什么,就放过了。我不懂很专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金融、证券方面的改革,在座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了解的。

假如这些改革措施落实后国家发展是非常有前景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假如一项一项具体落实这些措施时,遇到政治上的阻力和矛盾怎么办?这和许章润教授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当上层采取了高度集权的政治方向,那么改革措施与权力框架的矛盾,一定会有一个爆发点,矛盾张力紧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

我不乐观。一方面在政治高度集权的情况下,经济措施每落实一项都必然触动非常强大的权贵既得利益,这比当年蒋经国遇到孔家的麻烦大多了。我对目前这种方式的反腐,无论能够揪出几个大老虎,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没有法治的反腐会戕害温和的中间力量

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法治的问题。如果不强化法治,目前实行的大力反腐、反贪官,在另一方面将民间的健康反腐力量也一同打压下去了。仍依靠原来的老式反腐办法,就是清官(在体制内进行官僚机构的整肃,编者注)的办法,是不行的。

如果没有法治,相当温和的、配合正面改革又具有善意的,想让社会和平向前推进的力量,都会被当做敌对力量被抓起来,而在现有体制下贪官是抓不完的。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上面是暴君、贪官和酷吏,下面是愚民,很快变成刁民和暴民,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没有法治的反腐会把中间力量都打下去。还有一部分人选择逃走,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只要有条件的,就往外跑。这个国家、民族就要被抽空了。我还是很欣赏清华孙立平教授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危险不是揭竿而起和暴动,这不太可能,危险在于整个民族的溃烂。

目前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溃烂在发生,原本在社会共识中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认为非常正常。比如去年高考,有还算尽职的监考老师没收了作弊的工具,家长们却聚众把他揍了一顿,为什么?家长认为他们唯一公平的权利就是作弊,因为权贵子弟不需要作弊,走后门就可以入学。现在公然认为作弊是堂而皇之的权利,而且是取得公平的手段,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如果再没有法治,大家都认为干坏事可以得到好处,年轻人根本不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诚实的劳动能 够向社会上层流动,获得好的社会地位,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法治的第一条,最重要的是不能乱抓人,把无辜的人投入监狱是绝对错误;还有一点是严禁刑讯逼供。纵观全世界,曼德拉坐了27年牢,如果他一开始受到刑讯 逼供,他还能走出来做这些事情吗?甘地是非暴力抵抗,他的对立面英国政府也是非暴力。如果甘地最初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摧残,也就没有今天的印度。现在很可怕的就是抓人后用各种办法变相的刑讯逼供,把肉体和精神都摧毁了,或者屈打成招,造成冤狱。这个人出来后也没有能力再做事情。

我对中国法治最大的期许就是能够公开严禁刑讯逼供,包括变相的折磨,并且对于刑讯逼供严加惩罚。这样对政治犯而言还稍微有点希望,当然我最希望是取消政治犯,不再有因言获罪。但在尚未没取消政治犯之前,起码给他们以尊重和人道的待遇。但我听说取消刑讯逼供非常难,据说若取消后,真正刑事犯破案率会大大降低,因为相关部门缺乏经费取证,只能靠口供。要是真按照法律一个个取证,他们没有这笔资源,就要罢工。也就是说如果取消刑讯逼供,刑警就没有资源去破案,抓获刑事犯、杀人犯,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社会。太高的期许不必要,起码这一条我希望能够做到。

另外,就是在整个社会溃烂下去的时候,能够保护那些还剩下的一些健康的细胞。现在把那些健康细胞一个个都摧毁,整个社会就烂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


“文革”再现的风险不大,但“反右”风险犹在

刚才讲到有“文革”再来的危险,我认为这一危险不太大,尽管“文革”的思维方式是存在的。“文革”的发生,是因为有一个非常自信的神话领袖,领袖个人认为把群众都发动起来,能拥护他一个人,打击所有他要打击的敌人,所谓“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现在如果真发生“文革”,把群众都发动起来,“造反有理”,矛头针会对谁?最近纪念毛恶畜的规模缩小了一点,可能是领导层回过味来。

现在“毛恶畜粉”们这样大张旗鼓的纪念毛恶畜、怀念毛恶畜,在他们心目中毛恶畜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人了,就是那么一个偶像。而他们现在对现状最不满意的事情,是针对现任领导人的,他们都认为要是毛恶畜在的话就可以治治他们。特别是湖南韶山的那次纪念,似乎要做成一种把全国人都发动起来的大事,却受到当地的保安、警察的限制。实际上可能是执政者意识到,现在如果把毛恶畜再抬出来,群众的矛头是针对现在一切不满意的事,不满意的根子在现在的领导。所以“文革”再现可能不太大,但是“反右”再现是有可能的,目前就在专门打压不同意见和知识分子。这是我感觉到的一种情况,“反右”重来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还是最弱的。


希望中国外交不要走向冒险主义

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外交领域。现在有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外交是非常复杂、细致和敏感的事务。我也不太赞成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就像五四运动的时候,火烧赵家楼那样是不行的。

为什么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谈判来解决,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决,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而现在,中国动不动就煽起整个民族的情绪,把武力解决看得很轻易。这一代人实际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至于中国的边界领土争端也是很复杂的事,民众受媒体煽动,并不知道全部实情。有人说毛恶畜在的话不会让人欺负我们。但其实,毛恶畜送掉了很多领土他们不知道。

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连汇报真实情况都不敢。我在这个领域工作过,所以觉得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假如是中国外交出问题的话,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偶然的擦枪走火,有关国家都为各自强烈的民族情绪所左右,这很危险。毛恶畜从朝鲜战争之后,在外交上至少并没有走冒险主义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传备战,但是没有敢主动向外冒险,还打开了中美关系,这是应该肯定的。

现在中国虚骄之气非常强大。我希望中国别自以为国家强大了,要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发生冒险主义,至少最高决策者还要保持一点清醒的头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期许。


民间启蒙已经开始,任重道远

最后,我觉得希望在民间。如果说希望领导人或者上层能有向前突破的举动,我不抱希望。但我发现,实际上这些年来民间的思想非常活跃,思想已经多元化了。现在有一个撕裂现象,就是极左和极右都出现了,但真正比较理智的声音,或者是说我称之为“正能量”的(跟上面认为的“正能量”可能是两回事)的声音,像我们现在在这讨论的一些思想,实际上正在传播开来。

如果说启蒙,这些年来在一般的至少认字的民众里面,思想的启蒙还是很明显的。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几年前我写的东西,常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或者惊世骇俗,现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包括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明白的人多起来了。那么假如要是出现类似苏俄的那种变革,也不会出现几千万党员站出来维护旧权力,不见得大家都会出来保卫原来的贪腐政权和原来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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