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何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

2014年6月13日

幽禁中的张学良

罪魁张学良

张学良：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晚年虔信基督教的张学良在1990年6月1日的90岁生日时，说了一句话：〝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张学良为什么这么说呢？外界分析，应该与其帮助共畜做大，造成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有关。

日前，海外中文网登了一篇<晚年张学良自称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文章说，1949年共畜窃政时，共畜党魁毛泽东曾经感慨地对周恩来等人说：〝没有张汉卿当年发动西安事变，我们哪有今日……〞，周恩来接口道：〝如果汉卿在，得给他一个副主席的位子。〞毛泽东笑道：〝你也太小气了吧，给汉卿国家主席的位子，都不为过！〞（据《维基百科全书》中记载，汉卿是张学良的字。）

据报导，共畜在大陆的教科书中，一直把张学良冠以为〝民族英雄〞。理由正是张学良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致使蒋介石停止绞杀共畜党，才给了共畜得以喘息发展的机会。

资料显示，1954年，被软禁的张学良在见过蒋介石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张认为自己〝当时对共畜党认识不清，为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

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生前回忆了与张学良几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后就抱着我痛哭说，老弟啊，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

据悉，张从来没有抱怨过蒋介石对他的囚禁。1991年他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其进行采访，张解释他为何决定西安事变后送蒋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

研究近代史的学者称，蒋介石是近代认清共畜邪恶本质最早也是深刻的人。他曾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苏俄共畜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后患不堪设想，共畜主义绝不适合中国。〞

1933年蒋介石说：〝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群禽兽，要将匪区里面的人民救转过来做一个人，不让他们始终陷在匪区沦为禽兽！〞

1949年12月10日，共畜军队逼近成都，蒋中正含泪挥毫写下：〝艰难革命成孤愤 挥剑长空泪纵横〞，与长子蒋经国乘飞机去台湾，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大陆中国。这是他一生中最悲壮痛苦的时刻，也是中国更大灾难开始之时。之后几十年，中国大陆经历了共畜党的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镇压法轮功......。

张学良两次违背蒋介石 给中华民族带来巨难

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在东北接班。当时，山海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蒋介石授其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地位仅次于蒋。蒋介石还与之结拜为兄弟。

然而，〝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屠杀东北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九一八不抵抗的耻辱！

日本军少壮派由此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但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拚死抵抗三个月，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改变看法。

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下，张学良却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

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内容是——〝节节抵抗〞！而且是〝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他都拒绝执行！

出于对剿共的重视，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其实是给张学良及东北军立功露脸的机会，可以重新恢复昔日地位荣耀的第一步。

然而，1935年10月1日至11月22日，张学良部队的却连吃3次败仗，不得不与共畜军队维持对峙状态。

1936年1月至1936年9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蛊惑下，张学良逐渐与共畜走到一起，与共畜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共畜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铁三角〞。张学良向共畜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

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总指挥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蓄谋已久的力邀下飞抵西安，决定在全面抗日前，彻底安定国内，一鼓作气把延安剿灭！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言谏停止剿共未果的情况下，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最终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而且接纳共畜第二次附体与国军。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安内攘外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苏联所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事变后中国共畜党获得休整与壮大的机会。

后来败走台湾的蒋介石坚决相信，造成中国共畜党坐大、神州沉沦之导火线就是西安事变。蒋虽安全获释，但剿共功亏一篑，导致日本对蒋凝聚中国团结而加快侵略，影响日后历史发展极深，让蒋恼恨不已。

有学者认为，张学良耳闻共畜窃政后的累累罪行，不会无动于衷，也许他晚年的忏悔，正是对协助共畜度过死劫造成民族大难的痛心表白。

讽刺的是，共畜把张学良封为〝抗日民族英雄〞，可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早在1933年就加入共畜党，曾任共畜海军参谋长，却也没能逃出文革被红卫兵批斗打死的厄运。



张学良为何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蒋介石劫持扣留，蒋介石卫士排67名警卫全部被杀。对此，共畜在建政后大肆宣扬张、杨为「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晚年张学良却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且让我慢慢道来。

当年，蒋介石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发动了对共畜的五次围剿。共畜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被迫逃亡（后来共畜美化其为“北上抗日”），在经历了长征后，在陕北重新建立了根据地。此时共畜的一贯支持者苏联开始面临著东西方战争的威胁，因此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畜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即在中国，要求共畜要「联蒋抗日」。但苏联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畜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

正是在苏联的指示下，共畜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要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抗日和积极准备全面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共畜及其红军终于在日本侵略中国四年之后，在历经一年多辗转逃亡后，在苏联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共产革命「新阶段」。 而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付西北形势的需要，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东北军的张学良、第十七路(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共同担任剿共任务。

面临著国民党数倍于己军力的包围，共畜为了求得生存空间，采取了如下策略：一是在政治上打起「联蒋抗日」旗号，但实质上却是暗地里反蒋不抗日；二是国统区利用民众抗日情绪，策划「抗日救亡」运动，实为共畜制造混乱、动乱与暴乱，直至为共畜救亡。当时的所谓上海「七君子」，后来被证明与共畜有著千丝万缕的关系。三是向驻守在陕西、负责剿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宣传并派共畜党员策反张学良和杨虎城，并最终取得成功，张学良甚至成为了共畜的「特别党员」。

根据共畜党建杂志披露，共畜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共畜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覆说：「张汉公是共畜党员」。

充满野心的杨虎城和涉世未深的张学良遂发动了西安军事叛变。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报刊上公开揭露：当时「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和共畜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的阴谋；而并非仅仅是张简单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张。

蒋介石与张学良

事实上，西安军事叛变的幕后策划者正是共畜。在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共畜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然而，出乎张、杨意料的是，西安军事叛变之后，全国各界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对，被共畜吹捧为战士的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为此，他与朱自清、冯友兰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讲多馀之言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而曾经态度暧昧的各地方势力也一致讨伐张、杨。

最让张、杨没有想到的是苏联的反应。担心同时将面临东西线作战的斯大林在事变后立即亲自拟电命令共畜：绝不容许共畜杀蒋。希望借张之手杀掉蒋介石的共畜只好派周恩来去说服张、杨以及面见蒋介石。在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对其动以「天伦之情」，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从而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

面对著全国的声讨和苏联、共畜的「背信弃义」，轻信盲从的张学良陷于深深的懊悔中，因此决定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表示负荆请罪。张学良送蒋回到南京后，一直被囚禁、软禁，后来随蒋到了台湾。九十年代在美国定居，2001年去世。在其有生之年，无论共畜怎样「盛情邀请」，他都再不曾回到故土。

那麽，后来的张学良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呢？1954年，张学良在见过蒋介石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张认为自己当时对共畜党认识不清，为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蒋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生前回忆了与张学良几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后就抱著我痛哭说，老弟啊，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

晚年虔信基督教的张学良在1990年6月1日的九十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据悉，张从来没有抱怨过蒋介石对他的囚禁。1991年他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其进行采访，张解释他为何决定送蒋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只是张学良醒悟的太晚了！